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雅典大学古希腊文学教授伊安尼斯·康斯坦塔科斯（Ioannis M. Konstantakos）长期致力于从文明交流的视角研究古希腊历史和文学。他沿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足迹，在传说、神话和历史记录中寻觅希腊文明在小亚细亚、中亚乃至印度文化中的印记，探究它与当地传统的交汇与互动。他指出，尽管中国与希腊正式建立直接联系要追溯至古典晚期乃至拜占庭时期，但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学者对于两大文明的比较研究一直十分活跃。他期待通过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与中国学者进行更多交流，推动文学与叙事传统的比较研究，以更加全面地展现古代世界的多元面貌，为当代文明交流互鉴增添新的光彩。

　　采访时，康斯坦塔科斯教授带着厚厚一沓手写笔记，显然做了充分准备。他讲述自己的研究时充满激情，回溯古老故事的生动细节，畅谈对未来学术合作的殷切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学术界向来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核心构建古典学体系。如今，全球视野不断拓展，这一领域是否应突破传统边界，将其他古代文明纳入考量？这样的变革将如何重塑古典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康斯坦塔科斯：严格按照传统定义来谈论古典学已无太大意义。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更广义的古代世界——它的多元文化、互动交流与相互影响。长期以来，古典学研究环境较为封闭，几乎只聚焦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忽视了其他古代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的存在。

　　这一状况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拓展。随着学术界对古代世界认知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古代近东文明与希腊世界之间的广泛交流。最初，文化影响多由东方传入希腊，埃及、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对希腊文明的塑造尤为显著。后来，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希腊文化反过来影响了东方。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希腊、埃及与亚洲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文化传播网络，这一认识也推动了古典学研究发生根本性转变。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也应顺应这一趋势。如今，孤立地研究文明已不再可取，学术界普遍认可应在整体框架下考察各文明之间的联系。研究古代文明的最佳路径，是打破单一视角，将不同文明置于互动与交流的脉络中。从迈锡尼时期到古典时代乃至更晚，希腊人始终活跃在广阔的世界，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小亚细亚、伊朗及波斯帝国保持密切往来；至希腊化时期，又进一步接触犹太、希伯来传统和印度思想。反之，希腊文化也渗透至印度文学传统，如印度寓言集与梵文史诗的形成，便可见其印记。

　　在古代的大部分时期，希腊与中国几乎没有直接的接触。直到古典晚期、拜占庭时期乃至中世纪，我们才看到两大文明之间明确的交往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进行比较研究没有意义。在哲学领域，这种比较研究已相当成熟。尽管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学者们仍然将两者并列研究，视其为独立且具有可比性的思想体系。希腊与中国的思想家都曾探讨过伦理、政治、领导力、存在及灵魂本质等议题，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各自哲学传统的演变。

　　类似的方法也适用于文学领域。新西兰学者亚历克斯·斯科比（Alex Scobie）曾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发现其与民间故事和话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古希腊小说的起源。他认为，两者在发展路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类研究展示了拓宽古典学研究视野的价值——突破希腊—罗马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整个古代世界，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全面且多元的学术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个日益重视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时代，古典学应在塑造更广泛的学术和思想讨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康斯坦塔科斯：现代古典学应当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领域，积极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与合作，推动跨学科的对话与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古典学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应视其为广泛学术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古代文明时，古典学者应与其他专家密切合作，共同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汇。通过这种跨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学者们可以构建出一个更为全面、紧密相连的古代世界图景。

　　其中，古典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古典文本在现代世界中的接受与影响，这同样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古典文学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典文本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被接受、重新诠释和再定位，正是理解其持久影响力的关键。通过研究古典文本如何根据当代困境和情感发生转化，我们不仅能揭示它们持续存在的意义，还能深入洞察人类思想与艺术表达的演变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雅典是20所外国古典学研究机构的汇聚地。您认为在这一成熟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将为学术界带来哪些新的视角与合作潜力？

　　康斯坦塔科斯：我对未来比较研究的巨大潜力充满期待，特别希望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能够通过组织合作研讨会和研究项目，促进中希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尽管我对与古希腊有过接触的古代文明有着扎实的了解，但对于中国的了解却相对有限，而在现代希腊学术界，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途径也较为有限。

　　对于不懂中文且无法直接接触原始中文学术资料的人来说，了解中国确实很难。然而，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希腊哲学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且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早早就被翻译成了现代汉语。这种交流促进了思想的碰撞，使中国学者开始将古希腊哲学与他们自身的哲学体系进行比较。

　　西方学者也开始将希腊与中国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20世纪90年代，我在剑桥大学学习时，著名的古代哲学和科学研究学者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是最早深入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之一。他将希腊哲学概念与早期中国文献中的思想进行比较，为跨学科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劳埃德的研究吸引了许多来自英国和中国的学者，他们通过比较希腊与中国的数学文本，探讨了希腊数学家如何定义数学概念，并将其与中国数学家处理相同问题的方式进行对照。这种并行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推动了两种古老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

　　我认为，这一比较方法应扩展到其他领域，如文学和叙事传统。通过比较文学传统，我们可以探讨是否存在跨越这两种古老文明的共同线索或并行现象。另外，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计划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同样引人关注。

　　古典文学的持久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有着深入的研究。您认为，这些古代戏剧作品历经千年依旧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作品中探讨的主题又是如何穿越时空，继续与当代读者产生深刻共鸣的呢？

　　康斯坦塔科斯：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作为西方戏剧的基石，虽然都具有深远影响，但在表达方式和关注焦点上却存在显著差异。古希腊的悲剧核心是探讨人类最深刻的关切：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在苦难中寻求意义的努力，以及命运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作品探讨的是那些至今依然引起共鸣的存在性问题。

　　与此相对，喜剧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发泄情绪的渠道，还常常进行深刻的社会批评。古希腊喜剧可分为旧喜剧和新喜剧，二者各具特色。旧喜剧融合了幻想、闹剧与讽刺。新喜剧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末，其重点从讽刺转向了更为日常和家庭化的主题。

　　悲剧和喜剧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为它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深入探讨人类普遍关切的深刻问题。这些作品超越了文化与历史的边界，使得它们在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下都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代小说在经典文学讨论中有时被忽视。像《亚历山大传奇》或《阿基尔故事》这样的虚构叙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古代的文化认同和记忆？

　　康斯坦塔科斯：小说，本质上是一个民族深层灵魂的表达。虽然小说常被视为想象的产物，但它在跨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文化与语言的边界，连接不同民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亚历山大传奇》为例，这是一部虚构的亚历山大大帝传记，流传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尽管内容源自这位马其顿国王的真实生活，但故事却从丰富的神话传统中汲取素材，融合了希腊和非希腊的元素。类似地，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基尔故事》在西亚和东欧地区广泛流传，故事中的主人公阿基尔，最初是智慧的亚述宰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也被不同文化和民族接受并改编。亚历山大和阿基尔的故事被不同文化传承和改编，体现了人们共享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在寻求融入一个更大、更紧密联系的世界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涵盖了古典文本在东西方传统中的接受与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康斯坦塔科斯：当然，如我们所讨论的，古典文本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时代的接受与解读各异，深受不同意识形态、身份和传统的影响。这些文本被重新解读，展现了古典文学的永恒魅力。这里我想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是阿里斯托芬，这位伟大的雅典剧作家以其尖锐的政治讽刺和对社会精英的批评而闻名。然而，当我们跳出古希腊背景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解读。另一个例子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最初，亚里士多德写《诗学》是为了研究当时希腊悲剧及戏剧创作的实际情况，分析悲剧的组成要素以及剧作家创作戏剧的方式。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对于《诗学》的解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最初的描述性分析转变为一部规定悲剧应如何创作的规则手册。这些重新解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展示了古典文本与人类经验的持久联系。正是这种重新解读的过程，使得古典文学在我们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

　　神话和民间传说在考古学中的印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民间故事融合了虚构与历史。在您的著作《黄金之国的传说与民间故事》中，探讨了这一反复出现的神话母题的考古学背景。考古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印证这些传奇叙事？还是说，我们应当将这些故事纯粹视为文化表达？

　　康斯坦塔科斯：考古学可以揭示神话背后的历史背景。例如，考古发掘显示，古特洛伊遗址包含多个不同的文化层，其中一层毁于火灾，另一层则遭到军事破坏。然而，这些遗存既不能完全对应荷马史诗的描述，也未必符合特洛伊战争的传统编年。许多情况下，考古学与其说是证实传说，不如说是带来了更多未解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金之国”的母题在多个文化中均有流传。您认为这些相似的传说是不同文明间实际交流的印记，还是在人类共同经验的基础上各自独立演化出的文化现象？

　　康斯坦塔科斯：从希腊到伊朗再到印度，“黄金之国”的母题广泛出现在不同文化的童话与传说中。由于其传播范围很广，我们很难追溯它的唯一起源。然而，我们可以追踪这一母题在历史长河中的流传轨迹，观察它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演变发展。

　　与其说“黄金之国”是一个单一的重复元素，不如将其视为一个更广泛的母题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模式，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传播，并在不同文明间延续。“黄金之国”母题在多个文化中的广泛流传，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财富与神秘境域的共同想象，也揭示了跨文化叙事的流动与演变。这一母题并非各自独立地在不同文明中孤立发展，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播、交融，并在各自文化语境下被重新诠释。这一过程展现了古代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流网络，也彰显了神话传统在跨地域的互动中彼此塑造，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叙事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希罗多德，常被誉为“历史之父”，在其作品中融合了丰富的叙事性和民间传说。我们应如何理解他的叙述，将其视为纯粹的历史记录、文学创作，还是两者之间的某种结合？

　　康斯坦塔科斯：希罗多德的著作既是历史记录，也是文学创作。他所写的历史与现代史学传统有着显著的不同。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的特殊性，他在撰写历史时大量依赖口述记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埃及历史的记载。当希罗多德到访埃及时，他向当地的祭司请教，这些祭司向他讲述的故事并非来自历史编年，而是源自埃及的小说和民间传说。虽然这些叙事可能不完全准确，但它们在帮助人们理解文化认同、民族性格和社会习俗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