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部长会议上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是由发展中成员发起和推动的首个投资协定，在促进全球投资、推动世贸组织发展、改善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我国是WTO的核心成员国，在谈判过程中先后提出15份正式提案，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接《协定》升级我国投资条约，是巩固和落实WTO谈判成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

　　《协定》的创新之处

　　传统投资条约以保护外国投资为目标，兼及促进投资。而《协定》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价值追求从保护投资转向便利投资，并强调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协定》中便利投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透明度章节和简化加快行政程序章节。透明度章节要求，政府致力于提高投资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明确公布投资审批所需的程序、要求、材料和费用，建立“单一窗口”公布信息，规定提供信息不得收费。同时，为鼓励投资者或利益相关方参与投资措施的制定，要求政府提前公布拟实施的投资措施，吸收公众建议，在投资措施公布和实施之间预留合理时间。此外，政府还要向WTO通报现有和拟制定的影响投资的措施，并接受WTO监督。简化加快行政程序章节要求，投资监管措施应当合理、客观、公正。为防止政府拖延审批，《协定》设置了政府审批工作的程序原则，详细规定了申请期限、申请的处理、不完备申请的处理、申请的拒绝等流程。《协定》要求政府为投资者提供维权的司法和行政救济途径，鼓励政府定期评估投资措施能否有效实现政策目标，并据此对其修改、精简、强化或废除。

　　相比便利投资，《协定》有关促进发展的篇幅不多，主要体现在可持续投资章节。其中，负责任商业行为条款鼓励政府采取措施，要求企业将国际公认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原则、标准和指南自愿纳入其商业惯例和内部政策，与当地社区保持有意义的接触和对话。反腐败措施条款要求，政府按照国内法律和国际承诺，对投资行为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和洗钱。此外，《协定》通过注释的方式链接多个国际原则和公约，如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经合组织《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以及《美洲反腐败公约》等，扩展了对政府和企业的可持续投资的履行要求。

　　总体来看，《协定》并不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投资保护条约，与现有大多数投资条约在目标、结构和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协定》并不是无源之水，2015年巴西发布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范本，2021年东盟原则通过《东盟投资便利化框架》，其中均含有大量投资便利化条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成为最大外资流入国之一。在持续夯实国内法律制度的同时，我国已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商签双边投资条约。与此同时，伴随“走出去”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助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不断增长。

　　吸引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的双重身份，对我国投资条约提出更高要求。考察我国对外投资条约历史不难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签订的条约内容简单，侧重对投资的实体保护而程序保护较弱，将外国投资者利用国际投资仲裁方式解决与东道国政府争议的权利，限制在与征收金额有关的争议上。一方面，限制投资者救济方式的规定有利于帮助我国政府胜诉，如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案。另一方面，该条款也造成了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维权困难，如北京首钢公司等诉蒙古国案。

　　21世纪后，我国新签和修订的投资条约弥补了程序救济的不足，将投资仲裁范围扩大到所有投资争议，并且进一步完善实体保护内容。以《中国—法国双边投资条约》为例，相较两国于1984年首次达成的版本，2007年的修订版增加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对征收和补偿、自由转移等条款作了补充。2012年达成的《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被视为我国转型时期的投资条约典范，不仅详细规定了投资定义、适用范围、最低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征收、转移、代位、税收、争议解决、一般例外等条款，而且首次规定了税收例外和金融审慎例外，在加强投资保护的同时也关注到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权，反映了国际投资协定的新发展和新趋势。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自《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签订后，我国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商签进展缓慢。而涉华投资仲裁案件不断增多，其中针对我国政府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多与早期投资条约有关。如马来西亚伊桂兰公司诉中国案、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案、日本宏大通商公司诉中国案、新加坡亚化公司等诉中国案，均涉及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这些投资仲裁案件或和解结案，或止步于无权管辖，并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但争议大都指向征收和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中的行政程序问题。同样地，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对外国政府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如谢业深诉秘鲁案、北京首钢公司等诉蒙古国案等，也多与当地税务机关查封冻结罚款、矿产部门吊销采矿许可证等行政行为有关。

　　对我国而言，对外资的监管措施更加透明和依法合规，不仅有助于提升外资吸引力，防范投资仲裁风险，而且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随着追求程序正义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反思和检讨政府的监管行为成为国际投资良性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各国改善营商环境的重心应放在优化行政程序上。

　　升级高标准投资条约的路径

　　《协定》代表了投资条约发展的新动向，也符合我国双向投资合作的新需求。我国应利用已搭建的投资条约网络，吸纳《协定》强调的程序规则，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投资提供法治保障。我国正在从区域和双边层面，积极推进升级高标准投资条约。

　　在区域层面，我国于2020年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东盟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韩国等十四个成员国共同谈判制定了投资便利化条款。虽然仅是投资章的一个条款，但在内容上涵盖了促进法律政策传播、简化行政程序、设立机制解决投资投诉、建立联络机制提供咨询以及缔约方之间交流信息等内容。该条款主要是框架性规定，没有形成更具操作性的规则，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协定》的范围架构设定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

　　在双边层面，2023年我国与安哥拉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透明度条款，已超越以往投资条约中仅要求及时公布投资相关法律政策的做法，进一步规范了法律公布原则、行政裁决解释、政策公布方式、缔约方合作、行政程序、审查和上诉等内容，基本对应了《协定》有关透明度和简化程序的要求。可见，我国在参与《协定》谈判进程中，已经积极地在双边谈判轨道并行推进，将体现便利投资的理念和规则纳入与投资伙伴国家的双边条约。双边条约的缔约方少、内容针对性强，比区域条约更易于实现推广新型投资规则的目标。兼顾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的《中国—安哥拉双边投资条约》未来有可能成为我国升级双边投资条约的模板。后续可以根据对外投资的分布和目的国便利投资程度，对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升级更新进行评估后有序展开。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