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文字学对古写本断代的意义

2026-11-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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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字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手写文字的学科,旨在识别、解读和分析各类历史写本。它不仅是语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作为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工具。由于文字在学习、抄写、流传过程中,表现出有迹可循甚至不可逆的演化趋势,因此古文字学不但能够让学者还原失落的语言、理解文化的变迁,还可以验证文献的真实性,对历史写本进行断代。

  古代贝叶写本与桦树皮写本是研究南亚与中亚地区文学、历史、哲学、医学、科技、宗教的第一手材料。然而,这些珍贵的写本材料在年代鉴定上面临着三重困境。第一,大多数写本无抄写题跋或纪年;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批中亚出土的桦树皮写本均经由文物市场流出,往往缺少明确的出土地、考古层位与共存关系记录;第三,任何单一方法都有盲区,例如碳十四测年只能给出概率区间且常有污染问题,墨迹与书写材质分析自身不必然产生年代结论,而陶瓷器等考古语境证据又往往缺席。因此,印度古文字学在南亚乃至中亚地区的古写本断代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一方面,古文字学以写本文字本身为对象,能够直接回答“何时书写”这一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在交叉断代可行的情况下,它还可以为碳十四测年等其他方法提供参考乃至纠正的可能。

  字体演变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印度书写字体有两千余年的演化历史,随时期与地域而变化(叶少勇,2017)。印度字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家族:婆罗迷文与佉卢文。其中,婆罗迷文自阿育王碑铭(公元前3世纪)以降,历经巽伽、贵霜(公元1—3世纪)、笈多(公元4—6世纪)诸阶段,各期字形特征明确,并进一步分化出南北地域变体。佉卢文尽管使用区域与时代有限,然而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曾广泛流行于西北印度与中亚之间,其字母形态同样呈现可排序的历时演变序列。自比勒(G. Bühler)、达尼(A. H. Dani)、邵瑞琪(Richard Salomon)等前辈硕学的经典研究以来,学术界正是通过对大量有纪年碑铭与写本的字形排比,建立起了“字形—时代”参照系。邵瑞琪在《印度碑铭学》一书中,将其系统化为碑铭与写本断代的标准方法。叶少勇明确提出,古文字学研究“不仅有利于精确释读文本,还有助于判断写本的抄写年代、地域,以及发掘其他隐藏信息,例如古代文本传抄与保存制度、书写工具和技术的发展”。可以说,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字形演变是有迹可循的,而且具有不可逆的时代方向性,故可作为写本断代的标尺。

  古文字学对写本断代的意义

  其一,对无纪年写本的断代作用。对于无题跋、无层位的写本,古文字学是建立相对年代序列的唯一内在手段。以数十年来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犍陀罗桦树皮写本为例,它们的年代情况大致如下:大英图书馆藏品约为公元1世纪上半叶;Senior藏品约为公元130—140年;Split收集品《八千颂般若经》残卷经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1—2世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卷经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悉尼大学犍陀罗写本项目(GMP)正在整理伊斯兰堡博物馆藏品,经写本古文字学和语言学的初步研究,并结合5件样本的碳十四测年,将其年代定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以上年代断定均依赖于古文字学方法。可以说,若无古文字学提供的相对编年骨架,彼此孤立的科技检测数据无法被组织成有意义的年代谱系。因此,古文字学之于写本断代,犹如类型学之于考古断代。它提供的不是单个孤立的时间节点,而是一整套可校验、可修正的演化谱系。

  其二,对同一文字内部系统的精细分期。古文字学可在同一文字系统内部实现细分断代。格拉斯(Glass)对佉卢文写本字体的研究表明,字母sa的形态经历了“P形全闭合—半开—顶部加竖向曲笔—单纯的竖向曲笔”四阶段的明确演化序列。这种细分断代的能力使研究者得以将成百件残卷排入时间序列,为文本史与佛教部派史研究提供可信赖的坐标系。类似研究反复证明,古文字学对于写本断代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古文字学断代的限度与

  多元断代手段的协同

  任何研究方法皆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鲍姆斯(Baums)对古文字学构建的犍陀罗写本断代谱系的反思最为透彻。他认为,古文字学提供的答案“本质上是近似的、相对的”,原因有三:字形演变是非常渐进的过程,不能精确到某十年;同一抄写员在不同书写任务中写法会变化;碑刻字体较同时代写本更为保守,二者不能直接套用同一字形谱系。因此,古文字学应“聚焦字母的形态学特征而非印象式的字体感觉”,作为“编年武器库中有用的一件武器”与其他方法协同。邵瑞琪对犍陀罗写本年代的表述亦体现同一自觉:“这些年代由多种技术联合推得,包括放射性碳测试(如能获得,但不幸的是往往并不能)、如Senior卷轴情况中的共存铭文分析,以及古文字学与语言学标准的估计。”可见,古文字学从未也不应单独完成断代,其体系性价值恰恰在于与其他维度的互证结构之中。

  首先是对碳十四测年的先验约束与结果解释。第一,古文字学可先行为碳十四测年划定先验区间,避免盲目取样。对存在补写、修裱或多种笔迹的写本,古文字学能区分书写层序,对不同层位的分别取样进行指导,防止混样测年。第二,碳十四测年给出的是概率区间而非年代结论,区间的历史解释要回到古文字学与文献学框架中。例如,关于Bakhshālī桦树皮写本,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据碳十四测年宣称部分叶片早至公元3—4世纪;而普洛夫克(Plofker)等则以全卷字体一致性与内容连续性论证其为统一抄写事件,年代逻辑上应系于最迟叶片,恰与既往古文字学、语文学估计相合。可见,科技数据的解释权,最终还需由古文字学论证裁定。第三,日本古写经AMS测年研究以古文字学已断代的古写经校验碳十四检测结果,证明此类样品的旧木效应可以忽略,从而确立了字体断代与碳十四测年互相校准的方法范式,为写本测年设计提供了经典参照。第四,Senior藏品碳十四测年2σ区间为公元130—250年,共存陶罐铭文的纪年(贵霜纪元12年)对应约140年,二者重叠于公元130—140年。由此可见,古文字学有效地佐证并辅助了碳十四测年。

  其次是与书写材质研究互为参照。字体演变与书写材质的演变(桦树皮、贝叶、纸)在时空上深度交织。现存最早的印度语写本为桦树皮墨书,因出自阿富汗、巴基斯坦或我国塔里木盆地等特殊保存环境而存留至今。字体分期可为判定写本的地域与书写材质提供年代参照,材质研究亦反过来校验了字体分期的合理性。但须注意的是,书写材质的加工工艺可能干扰科技检测:普洛夫克等人即认为,桦树皮在书写前经受的加工处理可能改变其化学组成,进而影响碳十四测年数据。因此,古文字学对于写本的断代可以为书写材质的科技检验结论提供参考。

  此外,汉堡大学卓越集群“理解书写遗存”(UWA)的“贝叶写本剖绘计划”(PLMPI)曾对有题跋写本开展X射线荧光元素分析、墨迹成分与棕榈种属DNA检测,建立材质剖绘参照库,再反推无题跋写本的产地与年代;2024年,又对法国远东学院与法国研究所约12000件贝叶写本实施无损分析。可见,对书写材质的科技检验也反过来为古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再次是为墨迹分析提供判断依据。日本古写经AMS测年研究早已提出,优质墨锭制成后可存放数十年,因此,墨迹的碳龄常早于其在载体上的书写时间。若不先以古文字学判定字迹层序与相对先后,墨迹测年极易产生系统性偏早。反之,抄写员同一性鉴定可为墨迹成分的分组比对提供独立依据,即同一抄写员的字迹之间可能存在墨迹成分上的差异。至于描改、补笔、后人加墨等情形,基于古文字学的辨识更是墨迹取样分析不可省略的前置程序。

  最后是与同出土地陶瓷器的类型学研究互为参考。写本常与陶瓷器、钱币等共同作为供养物出现,因此古文字学可与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相互参考印证。学术界已有多个范例,例如前文提及的Senior写本与带有纪年的陶罐一并出土,陶器提供瘗埋情境与时间上的绝对锚点,陶罐上铭文的纪元归属(迦腻色迦纪元)则由古文字学论证确认(邵瑞琪,艾隆)。

  总体来说,在综合断代体系中,科技方法提供的是区间与数据,古文字学提供的是历史解释与编年骨架。后者一方面承接作为绝对锚点的纪年铭文与题跋,另一方面又限定碳十四测年、书写材质、墨迹的分析范围,还可以关联陶瓷器等考古证据。古文字学既是写本断代的独立手段,更是体系性断代的方法论中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编辑:常达(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