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管子》研究的新视野

2026-11-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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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我国的田野考古涌现出不少新成果,出土了大量简牍、帛书以及各种器物,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西夏学、吐鲁番学等“冷门绝学”,为学术界提供了独立于传世文献的“物质证据体系”。在考古发现的“地下之新材料”中,有些与《管子》有密切关系,为解决《管子》相关学术疑难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大大推动了《管子》这部中华元典文献的研究。

  从考古发现看《管子》年代与作者考证

  《管子》的著作年代与作者是《管子》研究的基础问题。《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古代史志目录,多以《管子》为春秋时齐相管仲所作。后来,人们认识到《管子》86篇不可能全部出自管仲之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就指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近世以来,疑古思潮兴起,人们倾向于认为,《管子》作者不是管仲,其年代也非止于先秦,而是跨越战国至西汉的数百年时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管子》为战国时代的著作,其形成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密切关系。近50年来,随着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人们对古书的形成过程与著作年代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人们对《管子》著作年代与作者认识的变化,与新的考古发现直接相关。

  《管子》共分8组,最后一组“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问题争议最大,也最有典型性。百余年来,“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经历了从“汉代说”到“战国说”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汉代说”占绝对优势。不管是王国维的“文景说”、罗根泽的“武昭说”,还是马非百的“王莽时代的人所作”,都将其著作年代定在汉代。虽然也有学者如容肇祖、胡寄窗等认为,该组作品成于战国,但这并不能动摇“汉代说”的优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战国说”。例如,胡家聪《〈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就详尽深入地论证了“战国说”。巫宝三、张汉东、赵宗正、陆启智、孙开泰、张固也等人也持“战国说”。这一时期,虽然也有学者如叶世昌依然认为“管子轻重”成于汉代,但“战国说”成为了学术界主流意见。

  在此基础上,考古发现为“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例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田法》篇和《王兵》篇,与“管子轻重”有着密切关系;《轻重·海王》反映出的量制,与山东胶州灵山卫出土的田齐量器的科学实测相符。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据此推论,“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为战国末期。再如,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盐业遗址群,为认识“管子轻重”形成年代以及其所呈现的社会情景提供了新的视角。燕生东《从盐业考古新发现看〈管子·轻重〉篇》认为,“管子轻重”相关记载与目前在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一致,其形成年代也应在战国时期或者稍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兴起,其学术贡献不可磨灭。不过,疑古思潮也存在偏颇过激之处,在其影响下,许多古史事实被论证为“不可信”,不少古代著作被论证为“伪书”,还有一些古代文献的成书年代被大大推后。马非百提出“王莽说”,批评胡寄窗的“战国说”是“倒退”,正是疑古思想影响的结果。大量战国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出土,帮助我们发现了疑古派在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因此,考古出土的田齐量器与新发现的齐国盐业遗址,为我们研究《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提供了新的依据。

  考古发现与《管子》文本释读

  《管子》一书,自来号称难读。前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郭沫若、黎翔凤等曾对其进行校勘整理,成果丰硕,但仍有许多疑难未通之处。新出土文献中,虽然没有发现《管子》的古本,但有一些与《管子》有密切关系,例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之《王兵》篇、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与《春秋事语》、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以及清华简《管仲》等。这些出土文献为《管子》校读提供了新的依据。不少学者利用银雀山汉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等来校读《管子》,对《管子》文本与相关简帛文献进行了详细比勘。

  出土文献对《管子》文本校释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有些问题前人虽然已经解决,但出土文献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其二,有些问题前人已经提出,出土文献提供了新的参考;其三,有些问题比较模糊,出土文献帮助我们进一步明晰问题;其四,有些问题各家意见不一,出土文献可辅助确认哪种说法更为合理;其五,有些地方有误字或漏字,各家不明其由,牵强作解,出土文献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针对第四和第五种情况,出土文献的意义尤显重要。例如,《势》篇“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的“缪”字,洪颐煊根据尹注“则被诛戮受其刑罪也”,认为是“僇”字之讹。此外,张佩纶解为“误”,许维遹认为通“谬”,郭沫若认为是“‘受’字之副词”。帛书《黄帝四经·十六经》有“僇受其刑”之语,由此可证明尹注及洪颐煊之说不误。又如,《大匡》篇“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的“二”,俞樾认为“当为‘贰’”,“彭生贰于君,谓彭生为君之贰也,彭生为公子,故云然”,颇为牵强。帛书《春秋事语·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作“今彭生近君”,与下文相连,意思是彭生作为公子,与国君亲近,不但不进忠言,反而阿谀逢迎。这样一来,语义就更为顺畅。

  除竹简帛书外,其他考古资料也可以用来帮助释读《管子》文本。《管子》中多次提到“煮泲水为盐”“煮海为盐”“渠展之盐”。王青对山东北部的寿光大荒北央与阳信李屋制盐遗址以及类似的遗址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对大量考古实物资料进行科学检测,以此对《管子》中海盐生产的相关记载展开分析研究。他认为,“煮泲水为盐”的“泲水”,应是当时生产海盐的主要原料地下卤水,而“煮海为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煎煮成盐。“渠展”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指现今鲁北沿海海拔10米线以下富存地下卤水的地带,即“渠展之盐”的具体出产地域。这些都可以弥补《管子》对海盐生产技术失载的缺憾,丰富对《管子》海盐生产相关记载的认识。

  考古发现与《管子》学派归属

  关于《管子》的学派归属,很早就有不同认识。在《汉书·艺文志》中,《管子》被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将之列为法家之首,此后公私书目多依其例。也有的将《管子》列入杂家,如宋代尤袤、清代严可均等。20世纪以来,学者围绕《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属杂家,如梁启超、吕思勉、韦政通、潘俊杰等;有学者提出《管子》的主导思想为“齐法家”,如张岱年、胡家聪、白奚等;也有学者认为《管子》不属于任何一家,如王德敏、宣兆琦、尹清忠等。《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列入道家,是基于当时的学术背景。战国秦汉间,黄老学说非常兴盛,汉代道家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汉代以后,由于黄老道家著作大量散佚,人们以老庄为道家主流,故对将《管子》列入道家产生质疑。《黄帝四经》等黄老著作的出土,为研究黄老思想及道家发展演变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管子》的学派归属。

  黄老是与老庄并列的道家的重要派别。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蒙文通《略论黄老学》等都对黄老学的形成、发展及特点进行过阐发。马王堆汉墓的黄老文献出土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根据《黄帝四经》等文献,对道家的发展演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道家由老子创立之后,发展为两派,一是直接继承和发展老子思想的庄子学派,二是将老子道论与形名、法术等学说相结合的更关注现实层面的黄老学派。在汉代,道家的主流是黄老学派。《史记》等汉代文献中,道家往往与黄老混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所讲的道家,就是黄老道家。《管子》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并非杂凑之作,它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以富国安民为目标,吸收儒、法、兵、名、农、阴阳各家思想精华,顺应时变人情,融汇众家学说。这与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完全符合。《汉书·艺文志》中将《管子》列入道家,正符合当时的学术背景。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考古发现为《管子》著作年代与作者考证、文本释读以及学派归属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期待有更多新材料和新发现,为《管子》研究乃至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更多的物质新证。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副编审)

【编辑:常达(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