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大致是从计划体制下较为单一的单位组织就业起步，逐步走向多渠道的市场化就业，近些年又出现了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就业形态每发生一次较大变化，制度都要相应调整。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劳动争议处理等制度，都是随着劳动实践的变化逐步完善起来的。如今劳动力市场变化加快，对制度适应能力的要求也就更高。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测算，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对许多劳动者而言，灵活就业已是谋生和增收的重要途径，早已不处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产业结构在调整，数字技术在普及，服务消费在增长，劳动者的择业观念也在变化，几股力量叠加，使之成为一种结构性现象。灵活就业扩张所改变的，除了岗位形态，还有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供需匹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以及就业嵌入制度体系的方式。

　　随着灵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平台劳动规则应当怎样制定，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厘清概念，治理才有明确的对象。灵活就业常被当作“临时工”或“自由职业”的代名词，这种理解较为狭窄。就形式而言，开店经营的个体户、按小时计酬的非全日制劳动者、依托平台接单的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以及在网上开店、承接远程服务的劳动者，都属于灵活就业者。就劳动组织而言，有的劳动者直接面向顾客提供服务，有的则借助平台、外包公司、合作企业或较为松散的市场网络参与生产与服务。从制度关系看，除劳动者和平台企业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社保经办部门、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也都牵涉其中。

　　若只看到“岗位多了”，劳动者对收入稳定、职业安全、社保接续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诉求就容易被忽略；若只强调风险而忽视灵活就业在吸纳就业、带动服务业、鼓励创业和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方面的贡献，同样有失全面。笔者认为，把灵活就业视为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中的制度适配问题，较为妥当。灵活就业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工作地点分散，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渠道，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更复杂。制度建设要做的，是为灵活性配上可预期的规则、必要的保障和发展的通道，而非把灵活性本身取消掉。

　　灵活就业的扩张，在需求、供给、供需匹配和风险分担四个环节上改变着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

　　先看需求端。灵活就业的工作机会更多来自即时性的服务需求和日常生活消费，来自平台上的一张张订单，或者某个线上经营场景。劳动需求因而越来越多地以任务、订单、项目的形式出现，企业的长期岗位不再是唯一载体。

　　供给端的变化同样明显。灵活就业为一部分劳动者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门槛：刚走出校门的青年、需要转岗的职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年龄偏大的求职者，以及想多一份收入的劳动者，都因此多了参与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路径也更宽了，除了到单位组织谋一个岗位，还可以借助平台、扎根社区、在网上经营，或者提供个体服务。

　　供需匹配方式的变化与数字平台直接相关。平台依靠算法、数据和评价体系撮合供需，效率确实提高了，但新的信息不对称也随之出现，劳动者对平台规则的依赖越来越深。如何派单、如何计价、如何评价、怎样奖惩、能否申诉，每一项规则都会传导到劳动者的收入、工作时长、劳动强度和对未来的预期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规则本身就构成劳动条件的一部分，不宜仅作为技术问题对待。

　　风险分担方式的变化不容忽视。在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合同、单位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险可以分担相当一部分风险；到了灵活就业领域，收入起伏、工作受伤、社保断缴、职业前景不明等风险，更多落到劳动者个人身上。制度适配要处理的，正是识别个人独自承担的风险，让劳动者遇到困难时找得到服务、权益受损时有渠道获得救济。

　　灵活就业涉及的问题，单靠某一项政策难以解决，需要多项政策协同发力。灵活就业者常在不同平台、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社会保障方面，参保缴费应当更加便利，缴费记录也要能连续累计。“十五五”时期将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职业伤害保障要针对平台接单、即时配送、移动服务等工作场景持续完善。算法派单、评价打分、动态定价都是新问题，劳动规则应当更透明，劳动者有异议时可以申诉。技能培训则要对接新职业、新场景的要求，让劳动者在接单之外也能积累长期能力。

　　制度适配的不少难题集中在平台劳动领域。平台用算法匹配订单、分配任务，设定评价标准和奖惩办法，效率提高的同时，劳动者的实际处境也被深刻改变。规则公开透明，信息不对称就会减少，劳动者心里就更有底；建立协商机制，可以缓解平台单方面管理引起的摩擦；申诉和救济渠道畅通，个体纠纷就能纳入制度化轨道处理。对平台企业来说，规范治理短期内或许会增加一些成本，但从长远看有助于减少纠纷、提升服务质量，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公共服务需要随就业形态的变化而调整。灵活就业者分布零散、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不高，仅凭个人去找信息、抗风险，很难实现灵活就业高质量发展。公共就业服务不能满足于发布岗位信息，还应覆盖求职指导、技能提升、社保办理、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各个环节。零工市场、零工驿站、线上公共就业平台和基层服务站点之间要加强衔接，信息发布、岗位对接、政策解读、培训、法律援助和社保经办等服务要串联起来。要把分散各处的灵活就业者纳入公共服务网络。公共服务的价值不止于提供便利，更在于以制度化的方式，降低劳动者进入市场、获得保障和提升技能的成本。做到这一点，灵活就业才能由“能就业”迈向“好就业”，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总的来看，灵活就业扩张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的一个缩影：劳动需求日益场景化，劳动供给更加多元，供需匹配走向数字化，风险分担也变得更为复杂。将其置于就业形态变迁与制度适配的分析框架中，才能看清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组织方式变化背后的逻辑。推动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应当把就业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标准，把稳定劳动者预期作为制度目标，抓住平台规则治理这一关键环节，借助公共服务的有效衔接加以落实。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干得安稳、收入合理、保障可靠、发展可期，灵活就业才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力支撑。

　　（章帅，东莞证券研究院院长；王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