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修订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6年出版
核伦理问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乎人类的福祉、安全与命运，显示着人性的善恶与价值追求，是人类道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核开发利用因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环保、医疗等诸多难题上作用巨大而备受重视；另一方面，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安全风险。因此，核开发利用是一项充满价值难题和伦理问题的实践活动，需要道德理性的范导、驾驭。如何确保其安全发展，是亟待加以研究解决的重大伦理课题。浙江师范大学冯昊青教授长期致力于核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此次修订再版的《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是其系列成果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部。以下三篇文章从不同视角对该书进行评介。
面向现实的核伦理学
在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和研究，以至于学术写作几乎面临“过剩”风险的时代，如果有些学术著作还能够修订再版，很可能是出于如下两点原因：第一，这些著作本身观点新颖、论述深刻或文字流畅；第二，这些著作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依然让人困惑、使人忧虑或发人深省。冯昊青教授最近出版的《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修订版）》一书，大概就属于这类著作。作为2012年首次出版的同名著作的修订版，该书所讨论的核伦理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变得更加紧迫。相应地，该书围绕这一问题提出的观点和展开的分析，在新的条件下，也依然值得甚至更加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核伦理学是有关核实践的伦理思考和批判。所谓“核实践”，按作者的说法，是指“人类有目的地对放射性物质及其相关科学技术的探索与开发利用的实践活动”。就20世纪的历史而言，随着“二战”结束，当代世界的主题逐步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人类的核实践也明显经历了一个由军用转向民用的过程，亦即从一开始围绕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而实施的实践活动，逐步转向充分利用核能参与生产生活等日常行为。既然核实践的现实场景与主要内容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关注这种实践的核伦理学，同样应在研究视角和规范原则上有所调整。因此，正如作者意识到的那样，一种呼应时代要求的核伦理学不再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威慑与道义”的战争（或准战争）难题上，而是需要更多地考虑“安全与发展”。这是“时代提供给核伦理学研究的新对象，也是促使核伦理学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动力”。
作为一种伦理学知识，核伦理学当然有必要界定或提出一些关于核实践的道德要求。但是，由于核实践的现实性与特殊性，核伦理学所给出的道德要求除了需要具备一般道德实践的普遍性质之外，还应体现出核实践的独特性甚至紧迫性。因此，我们看到，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核伦理学的相关原则，无论从层次还是从数量上来讲，都不是单一的，表现为由如下三个层次组合而成的多元结构。
其一，根本原则。伦理学不一定追求“趋乐避苦”，但一定主张“扬善弃恶”。核伦理学也不例外。与其他伦理学一样，“善”与“恶”在核伦理学中也是最核心的道德概念，构成了最根本的伦理要求。因此，作者在全书开篇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是在探究核实践领域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为核实践提供价值依据和标准，对核实践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研判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道德秩序，营造有利于核安全发展的道德氛围和伦理环境，进而确保其造福人类的‘善’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遏制其戕害人类的‘恶’的负效应”。对于伦理学者而言，让自己的研究始终以善恶为出发点，始终以扬善弃恶为根本原则，乃是一种信念。特别是，当面对核能这种具有强大推动力和破坏力的物质力量时，继续坚持这样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则，不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项责任。
其二，筛选原则。坚持扬善弃恶，还只是伦理学的初始立场。尽管这种立场对于核伦理学研究必不可少，但也远远不够。因为，人们更期待从核伦理学这里能获得开展核实践的过程中可具体操作的行动原则。如果仅仅停留于善恶概念之间，那么，不但容易陷入简单而抽象的道德呼吁，而且不足以体现核伦理学的特别性质与内容。然而，行动原则既要是具体的，更要是合理且有效的。为了确保这种合理性与有效性，核伦理学有必要在提出具体的行动原则之前，先考虑并论证若干具有筛选性的原则，构成一张“滤网”或一把“标尺”，以帮助人们获得关于具体原则的答案。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并没有遗漏这个中间层面的思考。在他看来，核伦理学具有“两个基本价值向度”，即“实现和维护‘人是目的’的人类尊严与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类现实期望”，以及由此引申的“三条核心原则”，即“正当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对作者来说，正是这些原则塑造了核伦理学的更加高阶、更加一般的判断标准；借由这些标准，我们才能合理地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原则。
其三，具体原则。既然核伦理学是以核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核实践而展开的伦理学知识，那么，核伦理学究竟可以提出哪些具体的行动原则，本质上取决于核实践的实际范围与程度。必须承认，无论核实践是在军事层面还是在民事层面展开，它所涉及的主体是多元的，所触及的利益是巨大的，所蕴含的影响是广泛的。因此，“用单一的或片面的伦理原则引导核实践事业的发展”并不科学，甚至有害，而应“用多重伦理原则”加以规约和范导。为此，作者提出了五条具体原则：和平人道原则、安全无害原则、信息真实透明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以及利益与风险均衡原则。在作者看来，这五条具体的行动原则通过不同的排序方式，能够基本涵盖核伦理学的全部实践与应用场景，从而在理论体系建构和现实问题应对的双重维度上实现核伦理学的目标。
伦理学是一门极其重视现实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学问。但同时，伦理学又是一门不会轻易向这些经验和问题（尤其是关于这些经验和问题的现实主义立场）妥协的学问。而这种特点，在核伦理学这里可能更为突出。如前所述，人类大规模的核实践是从核武器的研制和运用开始的。对于核武器的恐惧或依赖（乃至对于核能使用的恐惧或依赖）使得人们在考虑伦理方案时，往往要么过于单纯，要么过于偏激。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所论证的上述伦理原则及其多元结构正是为了纠正人们关于核实践的普遍误解，从而尽力引导核实践走上一条安全的发展轨道。核伦理学希望告诉人们的是，核实践完全可以也完全应当得到矫正和规范。立足于现实条件，我们既没有必要谈“核”色变，更没有必要倚“核”耀威。
作为一种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现实活动，核实践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不得不正面应对、认真思考并审慎处理的重大议题。这项议题的重大性质，从根本上来自核技术所蕴涵的物质力量的规模巨大与难以控制。同人类已知的其他技术相比，核技术的工程难度可能是最高的，一旦失控导致的破坏风险也可能是最大的。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对该技术赋予更多、更严格和更有效的掌控与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核伦理学并不仅仅事关核实践的运行与发展，它甚至事关整个人类族群的生存与未来。
（执笔人：李义天，作者系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在风险时代追问核技术的善与恶
冯昊青教授的《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修订版）》立足国内核伦理研究的学术积累，接续2012年初版的开拓性工作，对完整意义上的“核实践”展开系统伦理审视，既批判性反思西方传统核伦理学的范式局限，又搭建起兼顾军用与和平民用核活动的本土核伦理学理论框架，为风险社会之下处理核技术价值两难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学思想资源。
《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在国内核伦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拓荒价值。在该书问世之前，国内核伦理研究大多直接引介西方传统核伦理理论，研究边界被牢牢束缚在核武器、核威慑的国际关系议题之内，主要探讨核战争道义、核威慑战略的对错，却长期忽视体量巨大的和平民用核实践领域。核电开发、同位素辐射技术、核医学、核农学广泛渗透国民生产生活，却处于伦理学研究“日用而不知”的状态，相关伦理问题散落在科技伦理、安全文化、人因工程的碎片化讨论之中，缺少一部贯通军用与民用核实践的系统性专著。该书初版恰恰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最核心的开拓意义，就在于打破传统核伦理学只聚焦核武器的狭窄视域，把全部人类核实践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不再简单地把核实践贴上绝对善或者绝对恶的标签，拒绝“彻底废除一切核实践”的简单反核立场，也拒斥无视风险、一味颂扬技术效用的实证主义倾向。它看到核实践的价值二重性，既能造福人类，又潜藏巨大灾难，真正的出路不是因噎废食，而是依靠伦理的规导实现核安全发展。该书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传统核伦理学展开深度批判，指出传统核伦理学大多由国际关系学者主导，缺少伦理学专业根基，把核伦理降格为核威慑战略的附属理论，无法回应核电事故、核废料处置、辐射滥用、环境正义等现实伦理难题。在此基础之上，初版尝试构建一套完整的核伦理学体系，厘清学科定位、哲学基础、评价范式，提炼和平人道、安全无害、知情同意等核伦理基本原则，并且从核政治、核经济、核科技、核生态四个维度开展应用伦理分析，把核伦理从国际战略议题拓展为覆盖整个核活动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为国内后续核伦理研究确立了基本问题域与研究方向，也为核行业安全文化建设提供了伦理学支撑。这也是初版能够长久受到学术界关注、推动国内核伦理研究团队形成的根本原因。
此次推出《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的修订版，忠实保留初版的整体理论架构，不做大的颠覆性改写，重在勘误校正、补充新材料、完善注释与参考文献，同时吸纳十余年间全球核实践发展带来的现实启示，实现理论文本与时代现实的再对接。一方面，修订版补充了21世纪以来全球核电发展数据、多起核安全事件的案例素材，更新了国际核治理领域相关进展，使该书对核实践价值困境的实证分析更贴合近年现实；另一方面，进一步打磨理论论述，强化对传统核伦理学的批判深度，更加清晰地区分“传统核伦理学（核威慑伦理）”和全书所建构的面向全部核实践的新核伦理学范式，厘清二者的边界。修订版进一步夯实三大哲学理论视角，即事实与价值在实践中统一、道德理想与现实辩证统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融合，着重阐发面向核领域的新型责任伦理，把核安全责任放置在全部核伦理思考的中心位置，强调核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人的道德良知、责任意识才是核安全文化的深层内核，技术、制度都需要依靠人的价值自觉才能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修订版延续初版的现实指向，重申核伦理学不是书斋中的纯粹理论，它需要介入真实的核治理，回应公众对于核电安全、核废料处置、风险分配不公的现实关切，推动伦理原则转化为制度、管理、行业文化，实现扬核实践之善、抑核实践之恶的目标。修订版尊重初版的学术原貌，同时以局部完善的方式让这部经典著作适配当下时代，也为后续的研究留出开阔的问题空间。
当然，站在当下技术发展的节点回望，这本书的理论框架还有可以继续拓展深化的地方，尤其需要面向数智时代的新型核伦理议题进一步延伸研究边界。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核实践全链条。AI 广泛用于核电站运维监测、核材料探测、核仿真模拟；核指挥控制系统深度数字化。网络攻击成为核设施全新重大威胁。算法介入核风险评估，带来算法偏见、黑箱决策、责任归属等全新难题。数字技术与核技术叠加，催生出过去未曾充分显现的伦理挑战，如算法误判如何界定责任？人工智能介入核应急决策如何守住伦理底线？网络安全风险之下，核设施数据如何平衡公开透明与国家安全保密？数智技术会不会改变核扩散、核恐怖主义的实现路径？这些属于数字与核技术交叉地带的新型伦理矛盾，尚未在现有文本中得到充分展开。
面向数智时代，后续核伦理学研究可以在该书搭建的理论地基之上继续掘进。书中确立的和平人道、安全无害、信息真实透明、知情同意、利益与风险均衡五大原则，完全可以转化为分析“数智—核”交叉场景的评判标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字技术赋能核实践，在提升安全效率的同时，会带来哪些新型风险分配不公？当算法成为核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如何完善责任伦理，厘清开发者、运营者、监管者的责任链条？如何在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环境下守护核安全文化，避免从业人员过度依赖智能系统而弱化人的审慎与质疑精神？除此之外，数字时代公众获取核信息的渠道发生巨变，网络舆论场中的核恐慌、核谣言传播，也给核伦理的公众沟通、科普教育提出新课题。
总体而言，冯昊青教授的《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修订版）》是国内核伦理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初版完成拓荒之功，修订版进一步打磨完善理论与现实案例。它提醒我们，核技术问题从来不只是技术与工程问题，更是关乎人性、责任、公平的伦理问题。在核能复兴、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重读这部著作，既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核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也启示学术界要持续追踪数智时代涌现的新风险、新矛盾，不断丰富中国本土核伦理学研究，为实现核实践安全发展贡献伦理学的思想力量。
（执笔人：李建华，作者系武汉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核伦理学的学科自觉与范式革新
在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版图中，核伦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一种微妙的“寄居”状态。它时而现身于国际关系学的安全战略讨论中，时而作为科技伦理学的应用案例被一笔带过，却始终未能在哲学伦理学的核心地带获得独立而坚实的学科席位。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核问题本身的高度综合性与现实敏感性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既有研究范式始终未能摆脱“外部视角”的窠臼，或聚焦于国家间的核博弈与战略稳定，或局限于核技术风险的后果评估与管控，罕有真正从伦理学基本理论出发，对核实践本身进行系统性的道德哲学审视。正因如此，核伦理研究虽然成果不断，却始终难以回答那个最为根本的问题：核实践在道德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核实践的特殊性及其深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究竟会置人类于何种伦理困境，带来怎样的价值难题？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去摆脱、化解这些困境和难题？人类以核武器、核能介入自然与社会的方式，究竟应遵循何种伦理法则，遵守哪些道德底线？
冯昊青教授的《核伦理学引论：核实践的伦理审视（修订版）》一书，正是对这一根本追问的系统回应。作为国内核伦理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冯昊青教授以鲜明的学科自觉和深厚的理论功力，完成了从“国外思想引介”到“自主学科建构”的关键性跨越，使核伦理学不再充当国际关系学或科技伦理学的附庸，而是名副其实地回归哲学伦理学的本位。通读全书，其最核心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式为理论基石，在核伦理研究中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道德理想与现实历史条件的统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统一，从而为核伦理学奠定了真正属于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以下从这三个“统一”入手，评述该书的学术突破与理论贡献。
首先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冯昊青教授认为，核伦理学应采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式，通过将研究对象看成“人的实践”，将事实与价值统一于实践之中，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统一起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伦理学中最为基础且最为核心的元问题之一。现代西方伦理学范式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将道德理论仅仅看作一种与认知理论相对立的规范理论。它在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划出鸿沟，斩断道德的事实基础、否定道德知识的合法性，造成西方伦理学发展中“诸神混战”的乱象。显然，这种“二分”的伦理学范式存在方法论缺陷与局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与事实是密不可分的，两者都生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并在这样的活动中得到统一。我们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伦理学范式，确立实践的优先性地位，将事实判断与道德（价值）判断的对立消解并统一于实践，弥合事实与价值二分的鸿沟，克服现代西方伦理学范式的缺陷与局限。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核伦理学研究时，既要对核实践领域的伦理问题与道德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又要展开必要的规范分析，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规范理论与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乃至价值理想和道德理想。
其次是道德理想与现实历史条件的统一。冯昊青教授认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现实主义各有利弊，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萃取”两者的合理内核，构筑核伦理学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主张。我们知道，道德理想主义以一种先验的道德来宰制人的现实生活行为，不顾及人的现实需要与真实处境，不计较道德行为的成败得失，易于走向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专制主义，甚至陷入道德恐怖主义；道德现实主义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看待人和道德问题，拒绝用道德来解释现实，而是用现实来解释道德，使道德陷入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相对主义泥潭，使道德丧失了社会批判、价值导向和规范功能。因此，在开展核伦理学研究时，我们需要在道德起源上坚持道德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正确理念，人类自身和人类现实所拥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和人类实践历史的“成就”；在道德适用性上坚持道德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任何道德主张的正确性、合理性或适宜性都是以一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在道德的理想性上坚持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既不能脱离现实，又要避免成为现实的附庸。
最后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统一。冯昊青教授认为，在核伦理研究中，我们要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起来，阐释为一种特殊的责任伦理学。因为，核实践所具有的巨大的毁灭性风险的特质决定了核伦理学必须是一种责任伦理学而不可能是信念伦理学；核实践的巨大利益与风险共存也决定了核伦理学不可能是“结果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我们需要以责任伦理对“行为后果责任”的强调，弥补信念伦理“唯信念是从”而“不计后果”的缺陷；将责任伦理当成一种特殊的信念伦理（责任总是基于某种信念才得以产生的）。一方面，责任伦理无法完全排除信念伦理。没有基本的道德信念，责任无法形成。因此，主张核伦理学要坚守“人是目的”和“美好生活”这两个价值向度。这两者是核实践应秉持的首要信念与责任，其中始终将人当成目的是避免核实践为恶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就核责任伦理而言，其核心是核安全责任。因为绝大部分核伦理问题皆可归结为核安全发展问题。核伦理学讨论核实践的价值问题决然无法绕开安全责任问题，核实践的一切价值实现都是建立在核安全发展之上。
综观全书，该书的原创性贡献，不仅在于它填补了国内核伦理研究在学科定位上的空白，更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根基，为核伦理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范式。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使核伦理研究摆脱了西方现代伦理学“二分”范式的窠臼，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统一于核实践的整体性分析之中；道德理想与现实历史条件的统一，使核伦理既避免了道德理想主义的专制与恐怖，又摆脱了道德现实主义的虚无与妥协，在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张力中确立了核伦理的价值坐标；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统一，则使核伦理学在“人是目的”和“美好生活”的价值信念引领下，以核安全责任为核心，构建起一种既能坚守道德底线又能回应现实后果的特殊责任伦理学。这三重统一并非孤立的论点罗列，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理论整体，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学科转向：核伦理学不再是对核问题的“伦理附加”，而是核实践内在的道德审视；它不再是其他学科的“应用分支”，而是哲学伦理学自身在核时代的理论延伸。
当然，作为一部开创性著作，该书的意义不在于穷尽一切答案，而在于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沿着冯昊青教授所提出的理论范式前行，中国核伦理研究能在核能发展、核安全治理、核不扩散外交等具体领域展开更具深度的伦理分析，并在国际核伦理学界发出真正具有理论分量的中国声音。就此而言，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核伦理学的“引论”，更是一部中国核伦理研究走向成熟的宣言。它告诉我们：核伦理，理应成为也终于成为“伦理学”。
（执笔人：卢奕菲、徐正铨，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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