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关键时期。面对根据地农民识字率低、政治话语与乡村经验脱节的困境，党开辟了以木刻、读报组、新秧歌剧等形式为主的宣传方式，使持久战、统一战线等理论深入群众，显著提升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为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木刻版画的政治动员

　　延安木刻以图像替代文字，通过从“欧化”到“民族化”的视觉调适，将持久战、减租减息等抽象理论转译为群众可感可知的视觉形式，成为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动员的重要路径。

　　木刻之所以能够替代文字成为根据地重要的宣传媒介，首先在于其在物质层面的优势。与油画相比，木刻工具材料更易得且可手工拓印、大量复制。更深层的替代发生在认知层面：图像无需识字即可理解，将读转化为看，将政治信息的识字门槛降到最低。但图像自身的视觉语言仍可能构成新的门槛。抗战初期，木刻深受西方版画影响，如胡一川的《到前线去》线条粗犷、黑白对比强烈，带有德国表现主义版画的痕迹；这种“欧化”形式虽使中国版画跳出传统范式，却也脱离群众审美习惯。视觉转译的第一课，是木刻家必须向农民学习“怎么看”的问题。1940年6月，古元自鲁艺毕业后赴延安县碾庄乡当文书，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利用图画教老乡识字，由此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作画以及怎样作画。他舍弃学校与外国书本上学来的手法，剔除西欧木刻的阴影与线条，借鉴民间木刻技法，使画面更明亮、更通俗，至1942年前后完成从“黑古元”向“白古元”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本质，是视觉语言从知识分子审美向群众认知习惯的主动让渡——图像同样需要翻译。

　　在此媒介自觉下，延安木刻形成了三重视觉转译策略。其一，政策叙事的生活化呈现。古元的《减租会》描绘了贫苦农民在减租减息政策支持下与地主说理斗争，人物的位置关系、身体姿态等把阶级关系的变化直接刻进视觉，使“翻身”成为可以看见的动作。“减租减息”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农村土地问题、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政策。《减租会》因此也是统一战线政策在视觉层面的具象化。其二，抗战主题的视觉化再现。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以人梯的结构形式展现出同仇敌忾的战斗场景，将“兵民是胜利之本”转化为可感的视觉结构。其三，政治生活的日常化嵌入。古元《冬学》《选民登记》等作品，将扫盲教育、民主选举等政治生活场景嵌入群众日常，使原本陌生的政治行为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场景，群众由此体会到自身与党领导的新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

　　木刻画的视觉转译使抽象政治获得可感知的物质形式，群众在观看中完成了对抗战与我关系紧密的认知转化，构成党的理论抵达群众的重要媒介路径。

　　读报组的集体性动员

　　读报组以口语替代文字，通过“读报—解释—讨论—识字”的组织化流程，将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抽象政治话语转译为农民可参与议论的集体话题，成为延安时期党的集体性动员的重要方式。

　　读报组首先完成的是一次媒介替换。把印刷文字转换为口头语言，使不识字的群众得以进入信息场域，并进而有可能参与讨论。读报组构成一个以党报为中心的读—听系统，读报员与组员之间形成了宣讲—接收—反馈的互动结构。

　　读报组与冬学、夜校、识字组等同属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在组织网络上相互借助、功能互补，而非从属关系。读报组织的发展壮大，源于制度供给与媒介改革的相互推动。就制度而言，1941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要求“建立党外读者会和党内的读报制度”，当然此时的读报制度主要面向干部、党员与知识分子，尚未延伸到普通工农；就媒介改革而言，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大幅增加对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报道，通过通讯员网络建设与“读者往来”等基层互动栏目，密切了党报与群众的联系，为读报运动向工农延伸提供了组织前提；至1944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读报组织进一步获得制度性确认。

　　当时的安塞马家沟读报组是考察读报机制的理想样本。其发起人陈德发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1943年底，陈德发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后，为响应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的号召创建模范村，回村筹划生产文化工作，在收到报社寄发的《边区群众报》后，与区领导协商成立读报组。1944年2月15日，他召集6名村干部及积极分子确立读报时间、地点和人员分工，次日开展第一次读报活动，15人参加，一个月后全村加入；同年2月至6月间共开展36次读报活动，县、区、抗联、民教馆共计25人参与15次。

　　其运行机制的核心环节在于解释与讨论。区里先用红笔圈定应读文章，组长先解读题目，每读完一段再结合本村实际解释意思；读报完成后转入识字学习。活动开展三四次后，在群众提议下增加了讨论环节。这一过程将理论的独白式传播转变为对话式传播，解释环节完成从书面语到乡村经验的转换，讨论环节则使群众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为共同协商者。

　　读报组构建了一种集体理解机制，使理论、政策在集体讨论中被反复解释、协商和确认，实现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的普遍化大众化。读报组由此成为连接党报文本与乡村经验的组织化中介，构成党的理论抵达群众的另一种重要媒介路径。

　　新秧歌剧的群众性动员

　　新秧歌剧以群众性文艺表演替代文字，通过广场、街头等开放空间的集体演出，将大生产、拥军优属等抽象政治任务转化为可唱、可跳、可演的具体实践，成为抗战宣传和党的政策主张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路径。

　　秧歌剧的媒介替代发生在最彻底的层面。它不要求识字、静听，只要求受众以身体共在、共同参与的方式进入理论所构建的实践场域。1942年后，延安形成了话剧、秧歌剧、戏曲并存互补的格局，选择秧歌剧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其在“身体参与”维度上最为典型。

　　新秧歌剧确立劳动人民是舞台主体形象的关键，在于对旧秧歌形式的自觉改造。当时的鲁艺校长周扬在观看新秧歌剧彩排后提出，丑化劳动人民的形象必须抛弃，应把劳动人民扮成健壮英俊的形象；大秧歌队的引头人由伞头换成手拿铁锤、镰刀的工农。于是，当劳动人民以健壮形象占据广场中心时，“劳动光荣”“人民是历史主体”等命题，也通过身体姿态本身传达出来。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演出《兄妹开荒》，该剧依据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事迹改编，同场演出的《拥军花鼓》则体现拥军主题。大生产与拥军优属被转化为“开荒”与“送猪羊”两个可唱可舞的具体场景。群众不是在论证中接受“大生产是必要的”，而是在共同欢腾中把它“跳出来”。这种身体参与在传播效果上呈现出惊人的扩散力。体现根据地人民群众情感的《兄妹开荒》公演后迅速风靡边区，许多老乡带着干粮，秧歌队演到哪跟到哪，演多少场看多少场。群众从旁观者变为追随者，进而成为秧歌的参与者和传播者。理论不是“看懂”的，而是在广场上“跳出来”的。

　　秧歌剧构建了一种群众参与机制，使理论在共同欢腾中被节奏、动作与集体情感所内化，实现了抽象命题向可跳、可唱、可演的具体实践的转化。秧歌剧由此成为连接理论话语与群众身体经验的中介，构成党的理论抵达群众的第三重媒介路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宣传大众化的根本经验正在于此：木刻以图像转化文字，读报以口语转化文字，秧歌以身体转化文字，三次媒介转化的共同指向，是让抽象理论从书本中“走”出来，进入群众的观看、议论与身体实践，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既在于体系自身的完备，更在于能否为群众所掌握、所运用，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理论传播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