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指的是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一种异化现象。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等数字指标，是衡量各地发展成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本应是检验工作实绩的客观有效工具，但一些地方和部门过度依赖这些数字指标，一些领导干部为迎合考核要求，在数据上做文章，凭借不实数字谋求个人职务晋升。这种现象污染政治风气，动摇科学决策基础，损害政府公信力，必将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如何深刻认识这一现象的危害和产生的根源？又怎样切实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

　　这一现象违背了树立和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本质上就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错误政绩观的体现。一些领导干部在“数字”上动心思、下功夫，制造假“数字”的手法多样，常见的如“虚报瞒报”“代填代报”“寅吃卯粮”“干预企业数据”等。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造假手法不断“升级”，出现“隐形造假”现象，即采取伪装手段，利用虚假合同、“市场化运作”等方式制造“数字”假象。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互为因果，危害极大。首先，“数字出官”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生态，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削弱了真抓实干的奋斗劲头。选人用人应按“好干部”标准综合评判，而“唯数字论英雄”必然会使靠实干谋实绩的干部受到影响。数字造假成了仕途进步的“便捷通道”，一些领导干部自然就不会再费力气下真功夫。

　　其次，“官出数字”阻碍了科学的经济决策，误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科学的经济决策，必须建立在真实、全面、及时的数据基础之上。为了“亮眼”政绩，人为制造不实数据，会误导中央和各地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出现偏差。在资源配置中，公共资源、财政资金等关键要素会流向虚假繁荣的领域，而真正亟需支持的领域反而被忽视。

　　再次，“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抹黑了党的政治形象，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一旦数字“注水”的阀门打开，“数字泡沫”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长此以往，数据表现与公众的切身感受不符，政策执行的阻力就会加大。而一些领导干部以晋升为终极目标，把精力耗在“数字政绩”上，忽视地方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关注民生福祉的提升，完全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如同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剖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在组织制度方面，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仍待完善。有些地区对领导干部的考评过于偏重量化指标。这既让部分领导干部有可乘之机，也加剧了基层干部的“指标焦虑”，挤占了实干空间，偏离了治理本质。同时，指标“一刀切”，忽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使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所有干部，看似公平，实则不能考准考实，就会挫伤积极性。

　　其次，在统计管理体制方面，存在机制运行不畅问题。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统计执法力度仍有待加强，一些案件“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在部分领域，统计造假的收益与成本之间仍存在不对称，促使一些领导干部铤而走险。

　　最后，也是最深层的根源，在于政绩观的错位。在看待“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这些根本问题上，偏离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心和要求。对于“什么是政绩”，他们错误地把“数字”等同于政绩，一味追求GDP增速排名，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产值，只看“账面”，不看“基本面”，只看“显绩”，不看“潜绩”，只看“面子”，不看“里子”。对于“为谁创造政绩”，他们为的是个人的升迁得失，务“数字”虚功、图“数字”虚名，把“数字”政绩当作个人晋升的加速器。对于“怎样创造政绩”，他们选择走“捷径”、抄“近道”，玩“数字游戏”、造“纸面繁荣”，以“注水凑数”为政绩“秘诀”。

　　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最根本的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此同时，在制度和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完善干部政绩差异化考评体系，并切实加强统计管理和监督。

　　第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从政治高度和思想根源上防止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共产党是立党为公的党，共产党人干事业为的是造福人民，共产党人创政绩靠的是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决摒弃“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功利思维。政绩既要体现在抓发展上，也要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领导干部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明白手里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在工作中，要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第二，完善干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是从制度上防范这一现象的重要抓手。要让考核指挥棒发挥真正作用，必须把“一刀切”的“数字”比拼，转变为精准识别干部真实政绩的科学“细分标尺”。压减单纯的“数字”指标比重，提升民生福祉、生态环境、风险化解等指标的比重，使就业、群众满意、长远发展等“潜绩”成为“硬指标”。根据地域特点、部门职责、发展阶段等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提高考评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让考评更贴近实际。考准考实干部政绩，避免考用脱节，干部自然会从“唯上”转向“唯实”，从“造势”转向“造福”，“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现象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第三，加强统计管理和监督，是从数据源头上遏制这一现象的关键环节。严格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增强统计部门的独立性。对“数字造假”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一旦发现，绝不姑息，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层层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政治责任。同时，在统计调查工作中更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数据共享，通过“数字政务建设”降低人为干预统计数据的可能性。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求真务实，破除“数字迷思”，“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心聚力、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要论述体系化学理化研究”（2027XYZD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港澳台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