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最能动要素，是构建一切经济关系的最关键主体，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投资于人是指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创新。理解投资于人不能局限于量的维度，还要在经济关系中把握其本质特征。

　　资本主义有限改良仍遵循

　　“以资本为中心”的底层逻辑

　　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将劳动力的生产从而再生产视为自然过程，强调从生产关系出发把握劳动力再生产的一般规律，进而揭示其由资本积累不断塑造并与之相矛盾的运动特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价值从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具有相当的伸缩性。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就前者而言，劳动者维持自身和代际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范围总要随着技术进步不断丰富更新。就后者而言，劳动力再生产总是寓于一定历史条件特别是经济关系之中。劳动力商品以人为载体，兼具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再生产的构成不仅受到物质生产能力的规定，更由经济关系从总体上约束。当经济关系朝着有利于劳动者方向发展时，社会总产品中投资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越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能得到提升。反之，当经济关系朝着背离劳动者方向发展时，劳动力价值就会出现相对萎缩。当劳动者受到经济关系极大地支配时，劳动力价值的萎缩将以绝对方式出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再生产总是从属于资本再生产。因此，就资本积累而言，劳动力再生产首先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和合格的劳动能力，并在这一前提下尽可能压缩其再生产费用，以提高剩余劳动时间份额。这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基金常常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被限制在“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限度”。而对于被淘汰出商品关系的相对过剩人口，其维持则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通过多种方式“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当然，伴随技术进步特别是重大技术革命带来的使用价值更新和丰富，资本主义也需要培育劳动者新的需要和欲求。这有助于促进价值实现，延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使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相比于封建主义在客观上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在现实中，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调节多由国家的制度性干预实现，福利国家制度体系是其主要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大西洋国家形成了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为主体的需求管理政策，建立起覆盖养老、医疗、育儿、住房和公共教育等“共同需要”的福利国家体系，形成了大规模集体消费同大规模同质化生产相适应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在推动资本主义世界进入“黄金时代”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但是，这种短暂的比例平衡根植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特殊性。随着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深入，跨国垄断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灵活组建生产销售网络，集体消费从价值实现需要转变为资本全球流动成本，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由此进入长达20年的全面紧缩期。当前，伴随数字技术革命而产生的大量“无保护劳动者”（uncovered labor）和“斩杀线”等极端劳动力再生产困境进一步说明，这种有限改良仍然遵循“以资本为中心”的底层逻辑。

　　立足人民主体地位

　　把握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投资于人既遵循一般规律，又在生产关系层面同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要求我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科学内涵。

　　首先，投资于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型劳动力商品关系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接受雇佣劳动，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人。这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劳动力商品关系。在这种不完全的商品关系中，劳动力再生产就其商品属性而言，仍然需要满足劳动过程的需要，在生理和劳动技能方面具备有用性，这由生产的物质技术的一般条件所规定。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架构，广泛参与、渗透和辐射各类社会关系构建，影响和约束各类经济范式形成，这从根本上确保了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使资本增殖不再成为支配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逻辑，而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手段。

　　其次，投资于人体现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对劳动力再生产自觉调节。依照社会生产要求维护和改造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国家经济治理的一般需要。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将经济剩余有计划、按比例地转向劳动力再生产部门，在为社会生产培育充足劳动者大军的同时，协调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而这种剩余让渡总是由生产关系根本地规定。在这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暴露了其固有局限性，伴随生产能力的发展，不足的剩余让渡无法胜任调节需要，充足的剩余让渡则背离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维系资本增殖的调节功能总是受到资本逻辑的制约和反对。即使“理想的总资本家”对此有着充分认识，但囿于经济和政治相对疏离的国家结构，早已大幅退出经济过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占有充分生产资料，无法对资本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和规范。作为矛盾的转移，掌握国家机器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集团将福利国家成本向其他资本集团转移，后者则会进行激烈的反抗。这在现实中外化为资产阶级政党围绕福利国家政策的激烈冲突和久议不决。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进行集体行动的自觉组织，具有经济和政治相统一的特殊结构，既是社会生产的直接和重要组织者，又代表全体人民集中政治上层建筑权力。这使其微观组织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远超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计划、按比例地布局投资于人。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于人贯穿劳动力再生产全过程全领域，能够依据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进行前瞻性干预，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客观困境，稳步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投资于人不断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构建和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主体。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涵盖微观主体、中观制度、宏观调控各层面，能够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能动性，协调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部门，形成投资于人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枢纽地位，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不断改革经济关系，促进资金资源向着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有效配置，打破利益固化藩篱，使经济发展红利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党的领导贯通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规律，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做出系列重要部署。2012—2025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万元增至4.33万元，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79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人均预期寿命达79.3岁，建成世界最大、覆盖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财政用于民生福祉的支出份额超过45%，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