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汇，但在实际语境中，社会各界对“何谓工程”这一元理论问题，往往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特别是近年来，“工程”的语义随着其功能、结构、样态、范畴的迭代而不断丰富变迁。一方面，已远超传统意义上“造物”“施工”等技术维度，拓展为富含科学、技术、文化、经济、政治、治理等多重意涵的综合性命题。另一方面，不再单纯局限于物质类生产创造活动，已经泛化至非生产类型的社会活动层面，如“扶贫工程”“兴文化工程”等。进一步考察与分析“工程”语义的历史演进与嬗变趋势，有助于把握工程的本质内核，为新时代工程的创新实践、价值塑造和治理革新筑牢理论根基、指明实践方向。

　　从词源考释看，“工程”一词的出现明显滞后于先人的造物实践。并且，古代“工程”与现代“工程”的语义存在天壤之别。“工”“程”二字最初分而解之。“工”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工具、器械。最早见于仿照工具样式而造的甲骨文象形字。二是工匠、匠人。《论语》有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是技艺、工种。《考工记》中提到的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六工”即为此意。“程”则表示度量衡之规定与范畴标准，《荀子·致仕》中提到“程者，物之准也”。“工”“程”二字合而释之，学术界多认为最早出现于《北史》中，见“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然而，这里的“工程”并非土木构筑，而是表示技巧性工作的施行进度、工作量及其评判。这种语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如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一文中的“应派员同工察勘，估计工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工程”语义与“实践造物活动”之意十分接近。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并不存在一个像“工程”这样表述土木构筑、建造活动的通用术语，而是用“营造”（建筑类工程）、“工事”（军事类工程）、“河工”（水利防洪工程）等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不同适用场景的造物实践与社会活动。

　　现代意义上的“工程”语义形成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工程科学与学科体系传入中国，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将“engineering”一词与中国“工程”二字进行朴素对译，确立了其“现代土木建筑”的内涵。这时的“工程”语义呈现中西交融的特征，既保留对城墙、水利等传统知识经验型项目的指涉，又广泛接纳了西方铁路、机械等“工程”的应用科学特征。在中西方“工程”概念完成初步对译后，汉语“工程”的语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跃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而继续丰富，呈现多元化、多态化、日常化、复杂化四种嬗变趋势。

　　“工程”语义嬗变的多元化趋势，即在对“工程”形成初步概念共识的基础上，各学科、领域的差异化理解。例如，专业工程学将工程视为科学技术的应用，给出的定义是“应用自然科学原理，在特定领域开展的各项关于设计、制造工作的实践应用活动”。社会学聚焦工程的调节性与综合性，认为其是“回应社会需求、调节技术与社会关系，兼顾效益、安全与伦理，推动社会发展的跨领域实践形态”。工程哲学从哲学的视角凝视工程的本体性、过程性、集成性，视之为“有价值取向的主体为满足某种特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知识，有效地配置各类资源，以技艺或技术为手段，以规则、程序为运行机制的变革现实的建构性、集成性造物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包括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在内的丰硕研究成果，“工程”语义也随之更加立体、丰富、多元。

　　“工程”语义嬗变的多态化趋势，指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工程”一词的指称范畴持续拓展，承载价值逐渐多元，涵盖“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两大样态。其中，“自然工程”以自然界为对象，强调实践性与物质性，其产品为包括桥梁、大坝、载人航天飞船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人工自然，以构筑一个新的存在物为核心标志。“社会工程”则以社会为对象，富含人文性与建构性，表示某种有计划、有组织、成规模的非生产类型的社会活动，创建着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其产品为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目前，造物导向的“自然工程”与治理导向的“社会工程”深度融合，边界日渐模糊。

　　“工程”语义的口语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工程”一词已经以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方式融入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富含饱满的情绪色彩和鲜活的情境性。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用“工程”一词来形容某项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指代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精力有步骤地完成的活动。比如，在工作场景中，当一项任务需要多部门协同完成时，负责人常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在家庭生活中，像“今天要大扫除，这可是个大工程”“辅导孩子写作业可是项大工程”这样的口语表达更是十分常见。这种专业词汇的日常化、通俗化表达，恰恰体现出中华语言文化的多元旨趣与强大生命力。

　　“工程”语义的复杂化趋势，则表现为随着工程样态、属性、范畴的拓展，其语义色彩也不断丰富，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中性词或褒义词，也会作为贬义词出现在各类语言场景中，如“豆腐渣工程”“面子工程”等。如今，“工程”语义色彩复杂多元，需要将其放诸具体语境、情境中去综合判断考量。从深层次看，“工程”语义的复杂化趋势是工程实践与价值理性失衡的现象表征，也倒逼人们重新审视工程的本质与责任边界。 

　　在“工程”语义变迁的背后，至少折射出语言文化发展变迁的两大规律。一是语言文化演进受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认知水平与社会实践需求迭代的深刻影响。早期“工程”语义聚焦劳动进度和体量，契合农耕文明时代简单朴素的生产方式与管理制式。机器化大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变革，推动人类实践从零散经验到系统学科的进步，“系统性”“科学性”顺理成章地融入“工程”语义。社会分工的细化、学科融合的多元化与治理格局的复杂化，使人们对工程本质的认知逐渐深化，不再纠结于结果而更加关注过程以及过程当中的适配化、多样性。相应地，“工程”语义也突破了原有的“造物”局限，实现从具象到抽象、从表面到核心的跨越。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推进语言文化的深度交融、多元发展，甚至带来词汇语义重构。“工程”语义的第一次重构发生在清朝末期。在西学东渐技术文明的传播过程中，中西文化交流从“器物学习”向“知识体系引入”深化，促使“工程”语义突破本土局限，从原本的强调经验性、实用性与社会规制属性，拓展至“应用科学”“多学科整合”等自然科学知识属性。“工程”语义的第二次重构，则是汉语“工程”语义创新对全球“工程”认知的影响。当代中国“工程”的语义在“engineering”的基础上还融入了更多本土文化中的人文社会属性，承载“社会责任”“治理职能”等深层次意涵，从“改造自然”扩展至“改造社会”“关怀人类”“综合治理”范畴。

　　总而言之，从古代经验性的生存实践，到近代科学指导下的技术实践，再到现代多元协同的综合实践，“工程”语义的每一次丰富与演进，都体现与回应着不同历史阶段科技进步、文明发展、社会变革的特征和需求。可以预见，在全球格局加速演变、文明形态持续更迭、新兴科技迭代跃迁、经济模式动态重构的时代背景下，工程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建构的重要引擎，其语义将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对此，要将“向善”与“增进人类福祉”作为“工程”语义中不变的本质内核，引领工程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互蕴共构的有机桥梁，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技术治理理论研究”（21＆ZD06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