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在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文化不仅指导生产实践，也规范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部分传统村落风貌和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也使农耕文化的传承环境面临新挑战。这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农耕文化在当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新路径，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生产实践的层面，坚持并发扬传统农业生产中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术理念。传统农耕生产以“三才”“三宜”理论为核心，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与其他古农业文明相比，中华农耕体系不仅注重产出，更重视维护土地肥力与生态平衡，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截至2026年5月，全球104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名录，其中我国有25项，数量居世界首位。作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们不仅助力乡村文旅发展、延伸产业链，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维系农业景观与生态功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面对化肥滥用导致的土壤退化等挑战，生态农业、城市农业等绿色模式加速兴起，而中华农耕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可为农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从生活实践的层面，充分发掘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历史文化资源。传统农耕社会孕育了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节令体系，衍生出丰富的谚语、节庆、艺术与生产习俗；同时形成了具有地域共性的饮食、服饰、建筑风格，以及德治与自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共同勾勒出传统乡村的生活图景。城市化使传统生活方式的具体指导作用减弱，但其社会与文化功能依然显著。传统节庆、衣食住行等元素为现代设计、文旅与文创产业提供了灵感，增添了文化底蕴。融入当代生活后，农耕文化元素成为连接古今、沟通城乡的桥梁，并逐渐凝聚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标识。

　　从精神世界的层面，传承与创新农耕文化中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情怀和道德规范。农耕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融汇多民族文化精华，塑造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认同，为文明延续提供深层精神动力。其内涵包括勤以修身、重义轻利、御欲尚俭、民为邦本等观念，既涵养个人品德，也引导社会秩序。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既不能割裂传统、动摇文化认同，也不可固守旧章、丧失发展活力。因此，梳理并弘扬农耕文化的精神底蕴，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理论自信与战略定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历史支撑。

　　在快速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中华农耕文化的存续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农耕社会所依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虽已转型，但农耕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伦理观念和审美意蕴，仍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何让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找到新的生长点，既需要审慎辨析其核心价值与可创新边界，也亟待探索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系统路径。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其与现代社会深度融合。农耕文化根植并服务于传统农业社会，其存续有赖于相应的生产力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从乡土共同体向更具流动性的城市社会转变，农耕文化原有的组织与教化功能因此面临新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机械化等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传统农耕技术在生产层面的实用性有所减弱。基于此，一方面，可围绕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通过政策与市场协同，把握其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联系，在文旅产业基础上，依托品牌建设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发掘农耕文化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功能，使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增强其国际传播力，助力国家软实力提升。

　　促进优秀农耕文化外在形式与思想内核进一步统一。当前，保护工作在民俗节庆、农业文化遗产等领域成效显著，乡村文旅也提升了农耕文化的可见度，但公众多通过旅游消费接触其符号化表象，对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等深层内核的认知与认同尚不充分。同时，农耕文化所倡导的家庭本位伦理和以“德”为核心的个体价值观，也在消费主义、外来文化及原子化社会结构的影响下，面临一定的冲击。因此，保护与传承不应停留于形式呈现，更需深入挖掘并有效传递其精神内涵。现代数字技术为实现农耕文化形式与内涵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在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展示、传播及产业开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未来需进一步借助VR/AR等技术重现农耕场景，突破时空限制，提升传播广度与体验深度。同时，强化数字传播的价值引领功能，将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契合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审美与认知习惯的数字文化产品，以鲜活形式深化公众对农耕文化的认同，推动其自觉传承。

　　加强优秀农耕文化活态传承与静态保护的协同联动。活态传承强调在动态使用中延续文化，静态保护则以记录、存档、博物馆展示为主。当前，两者发展都很迅速，但彼此之间的衔接与配合仍有提升空间。推动动静融合，既要在坚守原真性的前提下增强农耕文化的当代适应力，也要避免因偏重单一方式而造成传承危机。为此，可探索建立健全农耕文化的联合传承保护机制，实现活态传承和静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建立农耕文化“核心清单”与“可创新边界”评估体系，明确需原真性保护的传统工艺与景观，以及可结合现代技术与生活需求进行创新优化的内容。对可创新优化的项目，应系统构建数字档案，运用倾斜摄影、三维扫描、3D建模等技术打造“数字孪生”模型，实现高精度留存。对确需原真性保护的遗产，则可通过开放线上资源、开发VR/AR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将静态档案转化为研学旅游产品，让农耕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扩大优质农耕文旅产品的有效供给与市场需求。农耕文化根植于乡村，但其文旅产品的消费主要面向城市，爱好者多为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城市青年。然而，作为农耕文化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农民，在传承实践中参与程度还不高，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激发。这背后，折射出乡村地区文化保护中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完善的问题。无论在政府投入还是市场开发中，农民有时难以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在利益分配中话语权有限，实际回报与其文化贡献之间也存在一定落差。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要构建城乡协同、多元共治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农民主体的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融合与文化保护有机衔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权益保障上，既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术支撑和生态补偿等举措激发农民参与动力，更要明确其作为农耕文化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的核心地位，切实保障其参与权、惠益共享权和生态补偿权。鼓励探索企业、村集体、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创新合作模式，支持农民以土地、技艺、资源等要素入股，实现确权赋能，推动文化传承与增收致富良性互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