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低谷期，以效率优先为特征的“超全球化”正逐步让位于以安全考量为核心的“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从来不是线性进程，而是在扩张与收缩、开放与封闭的周期性交替中曲折前行。本轮经济全球化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达到“巅峰”。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全球贸易额及其占GDP的比重均在2007—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2008年后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迷、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大幅萎缩，主要经济体进入经济再平衡的艰难调整期。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宏观经济衰退以及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浪潮剧烈交织、相互强化，驱动全球经济步入“多重危机”共振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也随之发生转换：效率优先让位于安全优先，成本最小化让位于供应链韧性，全球布局让位于区域重组。

　　当前，在全球“多重危机”交叠的背景下，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有对经济全球化周期性变化的深刻洞察，也有对推动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战略布局，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探索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新模式。

　　以国内确定性对冲全球不确定性

　　以国内市场的确定性对冲全球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构建“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系统性稳定器。现代经济系统的极端复杂性与网络效应使得在大多数领域进行彻底的“脱钩断链”成本高昂且不切实际。在部分西方国家频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产业干预、大幅提高关税的严峻背景下，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对“确定性”市场环境的估值大幅提升，急需寻找新的连接点与避风港。

　　中国在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连续性和有效落实，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当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向全球提供基于制度透明的稳定市场，有利于提升短期国内市场的“确定性”估值水平，长期看也有利于把国内市场打造为本轮逆全球化浪潮下的“避险枢纽”。同时，国内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张也会拉动全球供应链循环，为全球贸易伙伴提供重要的逆周期增长引擎。

　　探索生产性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新路径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变革，引导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探索生产性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新路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路径的内在缺陷。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坚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技术转移等“生产性”合作优先于金融投机性资本流动。如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3700亿美元，其中多数投向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领域。同时，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包容性增长。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中国主动推行的数字与AI平台开源共享，将自身积累的科技优势转化为全球发展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准入门槛和参与全球分工的交易成本。此外，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注重通过扩大内需主动扩大进口，实现从“被动积累外汇储备”到“主动配置全球资源”的转变，为解决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提供了新思路。

　　以开放红利强化制度优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强调，各国应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然而，在技术变革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比较优势可能沦为“锁定效应”，将后发国家固化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通过引入高水平外部竞争（尤其是在服务业、金融业、数字经济领域），能够利用开放压力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改革，驱动经济发展从“成本套利”模式向“内生技术优势”模式跃迁，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创新策源地的转变。

　　深化制度型开放，以开放红利强化制度优势。当前，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度重构阶段，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日益激烈。可通过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领域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高能级开放平台先行先试，尝试将国内成熟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提案。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主动引领国际规则磋商，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建者”的转变。

　　统筹开放与安全，构建更具韧性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不是追求封闭的“绝对安全”，而是在动态开放中锻造应对冲击的制度韧性。如保持关键技术领域与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连接，同时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支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布局，同时保障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稳步推进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便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资本项目开放，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箱。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传统全球化模式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未来可进一步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市场对接以及消除贫困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倡导更加公平、可持续的主权债务解决方案，避免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推动构建多元化、多层次、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选择。通过深化全球南方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从“权力博弈”转向“规则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经济基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