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德法两国学者对斯宾诺莎的研究既有准确把握其历史高度与思想深度之处，也往往因为自身的反形而上学偏见而对斯宾诺莎在近代形而上学谱系中的精确位置有所误判，因而有将斯宾诺莎“异化”或“神化”的危险。我们有必要借助当代对斯宾诺莎的一种典型研究（马舍雷）与近代对他的一种深入推进（黑格尔），重新审视他的思想遗产。

　　马舍雷解读的得与失

　　1979年，阿尔都塞学派的斯宾诺莎专家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发表了名著《黑格尔抑或斯宾诺莎》（Hegel ou Spinoza），大体采取“抑黑（格尔）扬斯（宾诺莎）”的立场，认为更好的马克思研究不是将其对接黑格尔，而是应当使之绕过黑格尔，对接斯宾诺莎，这样方可使我们避免黑格尔的概念唯心主义，更能阐发马克思的实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底色。照常理而论，《黑格尔抑或斯宾诺莎》一书诞生于当事双方故去数个世纪之后，又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对黑格尔的斯宾诺莎解读进行“二阶”的再评判，本应获得超脱于两人“意气”争论或“学派”特征之外的更客观视角。但令人惋惜的是，该书还是承袭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流传至今的一个相当“主观”的看法，即黑格尔哲学是一笔需要摆脱的形而上学“负资产”。与此同时，马舍雷与同时代法国新斯宾诺莎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勒兹一道，极其重视斯宾诺莎“超越概念”的运动、力量和情动因素，但这实际上同样是对斯宾诺莎思想进行“后形而上学改造”的成果。

　　如今我们重提“黑格尔抑或斯宾诺莎”这个问题，是为了站在旁观者而非单纯受众的角度，反思马舍雷的观点，再次审视黑格尔与斯宾诺莎的思想关系。马舍雷高扬斯宾诺莎，一方面表明他抓住了现代思想不同于前现代学问的关键所在，明确指出斯宾诺莎如同近代哲学开山鼻祖笛卡尔，他们的“现代”之处在于对可理知性的强调，即强调真理是我们通过从确定的基点出发，凭借直观与推论的具体工作，扎实地一步步推进而得到的，而不是在抽象观念中兜圈子。这里的关键在于，思维与事物具有同一个因果性秩序，而非思维“反映”事物之后才总结出什么因果性秩序；神也不是按照思维与事物这两者中的一个来创造另一个，而是自始就使两者表现为同一个实体；而实体则并非什么单独的、分离的存在者，而是当下体现为具体的一个个样式的无限性、必然性秩序本身。另一方面马舍雷还指出，斯宾诺莎在近代哲学家群体中又有超迈群伦之处：他自始就基于认识本身的逻辑必然性来谈问题，从而超越了主观观念意义上的一切主体性。这就使得斯宾诺莎延续了西方思想最深刻的命脉，无可置疑地立于“超一流”的近代哲学家之林。

　　然而，马舍雷的斯宾诺莎解读也有其未达之处。正如马舍雷所言，在近代哲学的可理知性传统下，斯宾诺莎对实体的追求和以实体架构世界的做法固然是对深陷有限性规定的现代科学及其哲学总结（比如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一个极好的反拨；但马舍雷因其对黑格尔和思辨思想的偏见，恰恰又错失了黑格尔与斯宾诺莎争执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使得他对力量因素的强调失之抽象。马舍雷批评黑格尔“将思想作为实体的唯一表现”的做法违背了斯宾诺莎的“同一实体具有双重属性（本质）”的观点，还指责黑格尔的“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与“自身进化的知识”恢复了斯宾诺莎已抛弃的目的论。关于第一个批评，对黑格尔逻辑科学发源于费希特知识学、谢林同一性哲学的过程稍有了解的读者，绝不至于将黑格尔哲学仅仅归结为“思想”，而忽略了他那里思维与事物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针对第二个批评，熟知黑格尔“精神”概念的合逻辑性与必然性的读者，也不难明白黑格尔在将精神拟人化地描绘为“主体”“自身”时所表现的恰恰是精神超越了一切主观观念，而非某种神秘不可解的顽固主体。由此可见，马舍雷的这些看法不过是对黑格尔的一种流俗的误解，这种误解阻碍了他进入黑格尔与斯宾诺莎的最深层对话。

　　黑格尔论斯宾诺莎与本质主义

　　在黑格尔看来，斯宾诺莎若要证成绝对者的内在性，或证成作为统一体的世界的可理知性，不能仅仅依靠对有限性规定的否定，并在否定之后补缀一个绝对者，同时反复强调现实的东西必须以这个绝对者为根据，不断展示绝对者与现实世界的相互支撑。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相互支撑”恰恰是一种本质主义，只不过这种本质主义较之一般科学与哲学中的规律、本质所依赖的那种本质主义而言更为隐晦，因而难以为人察觉。若要真正证成绝对者的内在性，就不能满足于斯宾诺莎这样的断言模式（包括对有限者的反面否定与对绝对者的正面肯定），而必须自觉地接受并穿透本质主义。这要求人们首先表明本质主义的必要性，而后将本质主义的逻辑推到极致，展示本质主义被绝对化之后必然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从而迫使人们看到本质主义的原点与根基并非它自身，而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某种绝对性，即“现实世界是一个可规律化、可规定的统一体”这一点的无条件性。这种绝对性既然是绝对的，就不再如同普通的规律、本质那般依赖现象对它的表现与证实。黑格尔的这个思路绝非对斯宾诺莎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现代世界里各种号称“真理”“法则”却又不自觉地陷入本质主义的知识形态的一个切实出路。

　　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路径并非孤例。不同于斯宾诺莎（以及雅可比）对本质主义的直接超克，德国唯心论及其范畴演绎以与本质主义的正面“缠斗”为“基本功”。雅可比敏锐地抓住了斯宾诺莎超越有限性规定这个根本特征，通过将斯宾诺莎引入德国哲学语境并加以批判，来为他自身的“直接性哲学”作铺垫，却在回避本质主义的考验这一点上沿袭了斯宾诺莎。此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所发明的范畴演绎则不同，虽然他们的演绎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却在将现实的有限性规定纳入自我、绝对者或精神的运动环节这一点上保持了一致。这意味着对有限性规定的内在扬弃，而非通过否定有限性规定来达到无限性。

　　概言之，我们重新审视“黑格尔抑或斯宾诺莎”问题后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警惕有限性规定对现代人的异化与固化这一点上，斯宾诺莎客观上为德国唯心论开启了绝对者及其可理知性的视域，是德国唯心论的重要思想源头与启发者。我们甚至可以在将荷兰纳入“泛德意志文化区”的意义上，将斯宾诺莎算作德国古典哲学的前期代表与德国唯心论的“先驱”。但就斯宾诺莎大体上回避而非穿透了本质主义这场现代性的固有考验而论，他又与德国唯心论分道扬镳了，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逻辑学》（尤其是其中的“现象”与“现实性”两篇）尤其值得斯宾诺莎研究者们参照借鉴。

　　斯宾诺莎研究路径再审视

　　由此反观斯宾诺莎研究史，我们发现德国唯心论路径之外的学者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往往容易在两个方向上“走偏”：或是片面在“右侧”强调摆脱有限性规定的某种高迈状态，由于将实体 “神化”而足空蹈虚（如雅可比）；或是单纯在“左侧”力倡“实体的动力化与历史化”，重视某种切近于人的实存、欲求，因寻求切己性、有限性而塑造出某种“前概念”的力量哲学（如当代法国学者），却回避了本质主义的考验。与此同时，后人往往出于对形而上学的抵制，错失了后者在“正面战场”上迎击并突破本质主义的思想成果。

　　此外，作为上述思考的一个补充，我们不妨再看看与此有着或近或远的关联的两个参照点，以便佐证我们的思考。首先，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法国新斯宾诺莎主义者反而不如他们的先驱尼采“客观”，因为尼采并不避讳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他看出后者“对力量的欲求（conatus）”并不是直接预示当代反形而上学思想的什么“闪光点”，它不过表明形而上学在斯宾诺莎那里实现了由超越性形态向内在性形态的转变罢了。其次，斯宾诺莎在当代不为分析哲学、规范性研究所重，只是引起后现代主义与一些左翼思想的兴趣。这是否也从侧面透显出他对现代的一些持久且固有的问题的疏离？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暨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