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新发现一处汉文刻石，碑额篆书“皇帝北巡之碑”（以下简称《北巡碑》），石面剥蚀严重，残存字迹书法介于隶楷之间。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确认该刻石为北魏时期遗迹，是近年来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

■北魏《皇帝北巡之碑》近景 作者/供图

　　调查获知，《北巡碑》位于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镇的四子王国家地质公园乌兰哈达景区内。这里地处乌兰察布高原，地形地貌为波状丘陵草原，百余平方公里范围内地表有大面积黑云母花岗岩出露，呈现出石林草原景观。《北巡碑》就镌刻在石林中一块浑然天成的巨石上，外观呈梯形状，高5米，下部最宽处5米。经初步识读，碑阳分碑额、正文、题名三部分，碑阴全部为题名，可惜或为石花覆盖，或漫漶不存。

　　《北巡碑》碑额分两横行、三竖行扁平布局，外有边框，长78厘米，高42厘米，框内间隔均匀；题名、书法风格与已知的北魏刻石《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以下简称《南巡碑》）高度相近，尤其是碑额宽度与《南巡碑》完全一致。《北巡碑》正文石面剥蚀严重，文字漫漶，间有可辨识者近百字。清晰可辨者有“诸国侍子西域商客”“有一月”“驰逐极娱”“光烈祖”“圣弘迈”等。仔细观察发现，正文以碑额为中线，左右对称分布，共计24行，满格20—24字。正文下部题名又分左右两部，其中左部残存“常侍”“三千”“直懃”等字样，右部出现大量“莫弗”——肉眼可辨不少于7次。

　　《北巡碑》正文第一行第三字为“代”字，第四字呈现左右结构，字形近似“神”或“和”字。利用现代微痕扫描技术分析，确认该字为“神”。依据刻石惯例，碑文起首一般存在国号、年号的信息。北魏立国时初号为代，后改称魏。《魏书·崔浩传》明确记载，当时对国号的使用也存在“代、魏兼用”的情形。这一点，已为刻石资料所证实。因此，“代”“神”二字无疑应是《北巡碑》起首的国号与年号，这一句完整表述应是“唯∕维大代神□□年”。北魏年号中，以“神”字起首者有明元帝拓跋嗣的神瑞（414―416）、太武帝拓跋焘的神（428―431）、孝明帝元诩的神龟（518―520）；验之于《魏书》，北魏历代帝王在大漠南北刻石至少9次，其中年号带“神”字者恰有太武帝神四年（431）的漠南刻石。

　　《魏书》记载，神四年十月，太武帝“行幸漠南”——北魏早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即迁都平城，因此“行幸漠南”即为“皇帝北巡”，符合碑额的名称。太武帝抵达漠南时，恰好发生一件极具轰动效应的事情。

　　史载“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敕勒，又称高车，“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高车人“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高车人“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高车部落君长的名号就是“莫弗”。高车人借着太武帝北巡的机会决定内附，不仅带来数万骑兵，还有“数百万”头鹿——这个数字着实令人震撼。史载：“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史籍的记载与碑文“驰逐极娱”的描述高度契合，而刻石的月份“十一月”正与碑文“□有一月”暗合，依照古籍惯例，此处当记为“十有一月”。同时，碑文“光烈祖”也有了明确指向即道武帝——道武帝最初谥号“烈祖”，孝文帝时改谥“太祖”。因此，综合各种因素可确认，《北巡碑》即太武帝神四年的漠南刻石，亦称“勒石漠南”。

　　在《北巡碑》具体年代的判定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惯例，碑文第一行第三字、第四字蕴含国号、年号信息。但起初因对这一点重视不够，误判其为道武帝天兴二年的《薄山纪功碑》——该碑镌刻背景与道武帝北征高车诸部有关。史载该年正月，“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出”。另外一路军马由“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这次北征获得空前胜利，破高车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拓跋仪的西路军“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魏军反旆而还，并“大校猎”，“……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记功，班赐从臣各有差”。因此，《薄山纪功碑》也涉及高车莫弗，也举行了大猎；且碑文“一月”之前的“有”字不清，“烈祖”亦可能为“光烈祖宗”之义。如果没有对第一行“代神”二字字迹及意义的确认，则《北巡碑》亦可勘同为《薄山纪功碑》。

　　事实上，由于“漠南”二字代表的广泛地域以及相关史籍记载的模糊，后世对于《北巡碑》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反倒是《薄山纪功碑》由于距离牛川不远，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之前的田野调查时即曾专门搜寻过，遗憾未有收获。《北巡碑》东南距察哈尔右翼后旗的克里孟古城43公里，该古城现在被判定为北魏的牛川城，从古城北向到《北巡碑》东边的广袤川野，即为牛川。

　　专家论证会上，调查队汇报了对于第一行第三字、第四字的看法，认为第四字当为“神”字。主持论证的张庆捷先生曾调查发掘过《南巡碑》，主张必须采用微痕扫描技术确定这个关键字。最终，微痕扫描结果确认该字为“神”。尽管“神”字下字剥蚀，但对照史籍记载可知，《北巡碑》就是太武帝漠南刻石。在此，微痕扫描技术的结果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北巡碑》是内蒙古自治区“四普”文物调查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该碑从镌刻到被发现已有1594年历史，是目前考古发现北魏王朝最早的高等级刻石，是内蒙古自治区继嘎仙洞刻石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北魏时期刻石遗存。尤为珍贵的是，它是首次在内蒙古草原发现且位于原址的刻石，可为北魏时期蒙古高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地理参照。《北巡碑》不仅证实太武帝勒石漠南的真实性，也补充了相关具体信息，对了解太武帝的北疆经略、高车诸部与北魏王朝的关系、北魏六镇的起源等问题均有裨益。史籍记载，北魏历代帝王在阴山南北还有多处刻石。这些已经发现和亟待发现的刻石，对研究北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接下来，在加强《北巡碑》保护的同时，应全面挖掘相关史料，持续推进考古调查，强化历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教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