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得到社会学的长期关注，其复杂性又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要的路径。粮食安全、绿色转型与农民增收等多重目标相互牵动，使农业议题不再只是生产问题，而成为贯通自然过程、技术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综合性议题。社会学需要与其他学科协同展开分析，方能把握农业研究的整体性。

　　然而，在具体研究中，这一跨学科需求并不容易实现。社会学长期以来以制度、组织与行动为核心的分析路径，使其难以将作物生长、技术运行等过程纳入分析，但这些过程在农业实践中绝非可以悬置的外在背景，而是直接影响生产，并延伸至流通、分配、食物制作乃至饮食文化等方面。由此，跨学科农业研究的困境不只是知识整合的困难，更是逐步转向对社会学的理论挑战：当研究议题超出人类关系的范畴时，社会学应当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并据此重新组织其解释路径？

　　农业社会学的跨学科困境，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社会学应当如何界定“社会”的边界？在气候变化加剧、技术不断突破既有人类能力边界的背景下，“社会”早已不再只是人类关系的总和。气候、微生物、动植物、基础设施、算法技术等非人类要素，正以多重方式嵌入并塑造社会运行。如果仍以既有学科划分为前提，将这些要素置于彼此分离的知识领域之中，便难以把握它们在现实中的交互作用机制。社会学寻求跨学科探索的意义正在于此——打破以学科为边界的知识生产方式，重新界定被纳入“社会”之中的各种要素。

　　针对上述问题，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自“总体性社会事实”的讨论以来，人类学研究一直强调，一件具体之物往往同时承载经济、政治、宗教与情感等多重维度，是社会整体得以展开的凝聚点。物并非社会关系的附属，而是社会本身的组织方式。与此相呼应，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从“物”出发理解“社会”的思路。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社会并不是一个先在的整体，而是在不同要素的连接中不断被生成。人、技术与自然对象并非处于主从关系，而是在网络中共同参与行动的形成过程。由此，“物”不再只是承载关系的容器，而成为能够改变关系走向的中介。在这一视角下，社会不再是一个等待被分解的整体，而是一个需要在具体关联中持续追踪的生成过程。

　　从学科的研究旨趣看，社会学一直以把握总体性社会事实为宗旨。然而，随着学科分化的不断加深，这种总体性视野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社会被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彼此分离的板块。当面对社会边界愈发模糊的现实时，这种分割式路径愈发难以回应学科对总体性的关切。相比之下，从“物”出发理解“社会”，为重新通向总体性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以具体之“物”为切入点，追踪不同要素在实践中的交织与生成，由此在关联之中重建对社会的把握。“物”不仅是进入社会的经验入口，更构成了一种通向总体性的分析路径，也由此召唤出一条以“物”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近年来在农业史与科技史领域兴起的“作物景观”（cropscape）研究，正体现了上述方法论上的转向。“作物景观”概念最早出现于英国科技史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等人的《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一书。该书聚焦作物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动态主体，挑战欧洲中心和现代主义的叙事，而其重塑历史叙事的核心视角正是“作物景观”。白馥兰将其界定为围绕作物形成的集合体，包括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聚集在一起，用于培育和种植农作物的所有异质要素和行动者，包括“植物、人、天气、市场、思想、欲望和历史”。通过这一视角，作物不再是被动的生产对象，而成为连接不同维度的关键节点，使原本分散的问题能够在同一框架中得到重新组织。

　　“作物景观”研究的关键，在于以“物”为中介，重建对农业的总体性理解。作物并不是连接不同领域的被动载体，而是在不同关系之间发挥转化作用的中介：它既承载自然过程的限制，也在进入技术体系与市场机制时改变这些关系本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物不仅连接不同维度，也在具体过程中重新组织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从作物的物质性出发，可以看到自然要素如何直接参与社会过程。作物的生长周期与生态需求，不仅是生物学问题，也会转化为劳动安排与生产节奏，从而成为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通过追踪作物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的转化路径，可以将原本被分割的经济与社会过程重新连接起来，使农业不再只是生产活动，更是贯穿多个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而当作物被置于与气候、技术、物流与政策等要素的关系网络中时，可以看到农业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在多重力量的协同作用中展开。从这一视角出发，农业不再是若干领域的拼接，而是一个围绕具体之“物”展开的过程。这种理解方式，使得原本分散于不同学科的问题，能够贯通在同一分析框架中。

　　“作物景观”指向一种以“物”为起点展开跨学科探索的路径。其关键首先在于对“物”的选择。并非所有对象都具有同等的分析意义，研究需要识别那些能够承载多重关系、具有总体性呈现能力的“关键之物”。借用人类学“厚描”的概念，可以将其称为“厚物”——一种可以被层层展开、持续书写的对象。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象，不同学科的问题意识得以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汇聚。其次，分析应沿着“物”的生成、转化与流动过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不预设整体，也不预设起点与结果，而是在持续追踪中观察不同要素如何逐渐聚合，使问题与社会在关系的展开中显现出来。同时，“物”始终嵌入权力结构之中。围绕“物”展开分析，需要持续追问其所处的权力关系：谁能够控制它，谁受到其约束，谁能够改变其运行方式，谁又被其结构性地排除在外。忽视这一维度，分析便容易停留于关系的表层，而难以触及其背后的不对称结构。最后，通过追踪围绕“物”的关系与过程，问题意识本身也被重新组织。原本分属不同领域的议题，在具体对象的运行中相互交织。生态问题可以在制度安排中展开，制度问题也可能嵌入生态过程之中，既有学科边界不断随之松动与重构。

　　类似的以“物”为起点的研究路径，正在成为当代跨学科探索的重要方向：在能源研究中，围绕基础设施展开分析，贯通资源配置、技术系统与国家治理；在数字社会研究中，从算法的逻辑出发，同时把握技术逻辑、资本运作与社会关系；在环境研究中，以海洋、草原等要素的物质性为核心，将生态过程与制度安排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之中。这类研究之所以具有解释力，并不在于跨越了多少学科边界，而在于找到了能够承载多重关系的具体之“物”。当研究以“物”为起点展开时，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生活等既有界限并非被抽象消解，而是在具体过程中被重新组织，并以可见、可触的方式呈现其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跨学科不再只是知识的整合，而成为一种重新提出问题的方式，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重写“社会”的边界。

　　在此意义上，从“物”出发的跨学科探索，推动着社会学重新反思自身的基本概念。当“社会”被限定为人类关系的总和时，许多过程便难以进入分析视野。而从“物”出发，可以看到社会是在与自然、技术及多种非人要素的交织中不断生成的。在这一意义上，“作物景观”所启发的不仅是一种跨学科路径，更关乎我们如何在一个边界不断变动的世界中重新理解“社会”，并据此思考人与自然、技术及具体之“物”的关系方式，进而指向一个我们愿意栖居的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域确权对海疆区域社会稳定的影响机制研究”（25CSH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