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50周年。回溯1923年斯密诞辰200周年之际，受国际学术风潮影响，国内学术界亦于同年推出相关纪念专号，以追怀斯密之功绩。就学术研究深度与规模而言，当首推由留日学生创办的《学艺》杂志。1923年11月1日，该刊5卷7期正式推出亚丹·斯密纪念专号，内附5张插图及14篇著译文章，其中13篇出自留日学生之手。

　　留日学生的亚当·斯密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斯密的著作、传记、年谱及书信等文献研究；二是斯密的经济思想研究；三是斯密与其他人物和思想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第一类的文献资料外，尽管各文所论各异，但仍呈现两大特点。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历史性与辩证性讨论。关于亚当·斯密的价值论，史维焕指出，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二元的价值论”矛盾，并援引马克思的论断，揭示其谬误根源在于“不明劳动与劳动力之区别”，致使劳动价值论未能贯彻始终；在工资理论方面，戴时煕虽指出其存在欠妥之处甚多，但也肯定其价值，赞赏斯密“不偏于一理想，不固执一学说”的审慎治学态度，称其足以“永为后世之仪表”；资耀华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与斯密的思想所具有的关联性，“马克思若生于产业革命以前，则亚丹斯密的主张，未必不为马克思的学说；若亚丹斯密生于产业革命以后，则马克思的学说，又未必不为亚丹斯密的主张”。

　　在此基础上，留日学生对比了亚当·斯密与儒家传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差异，以此阐释中西方物质文明发展路径的分野。萨孟武指出，“西洋根据斯密氏主张，遂令物质文明，趋于极盛；中国根据儒家主张，遂致中国经济，日形萎缩，此实吾人不可不注意也”。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用于分析中国本土思想、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初步努力，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留日群体在亚当·斯密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彼时，这批留日学生多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正值河上肇在该校任教之际。这一时期，河上肇已陆续发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译作品，其中1919年刊于《社会问题研究》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对留日学生影响尤深。唯物史观由此成为大多数留日学生最初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当时对其理解尚存一定片面性，往往将唯物史观简单等同于经济史观，但这一思想资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于中国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实不可否认。

　　二是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与主张，对斯密的理论进行批判或比较。针对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郭心崧借助李斯特的“保护贸易论”，揭示了斯密学说的时代局限，指出其自由贸易论实为“世界经济学”，忽略了国家发展阶段和民族利益。因此，“斯密氏之学说政策，自今日观之，或有不适于时宜者……由今日言之，其流弊不可胜言”。但郭氏并未因此全盘否定斯密的理论贡献。他强调“学说原是时代之产物”，其学术地位与思想贡献仍不容忽视。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