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各国不同学科的中国学成果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机构、平台、论著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习近平主席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应纳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范畴。新时代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注重研究机构和平台建设。201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旨在作为桥梁纽带促进各国中国学研究交流对话。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推动中国典籍和学术著作对外传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文明史》外译本项目。

　　这一阶段，关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期刊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2023年更名为《世界社会科学》）开设“海外中国研究”栏目，持续至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学》第一辑2012年出版，收录海内外研究中国的学术论文。2012年，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定期刊发对海外中国学的理论方法及个案进行分析的论文。1995年创刊的《国际汉学》辑刊在2014年获批成为正式期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持续发行，聚焦儒学海外传播的《国际儒学研究通讯》也于2015年创刊。

　　从内容上讲，海外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是这一阶段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强、梁怡、王峰等学者对此做了考察。从国别来看，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影响力很大，涉及荷兰、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汉学研究。该阶段还涌现出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2014）等代表性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推出《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选印近百部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包括日本的青木正儿、美国的卜凯、瑞典的高本汉以及苏联的柯金等汉学家的著作，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杨起予在《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现状与分析》一文中认为，中国学研究者与过去汉学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离现实问题较远，但对中国了解较深；前者对中国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因缺乏历史文化背景，容易套用西方经验和既有理论模式，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为中国学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内学者以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时间节点为契机，对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和演进进行了梳理归纳。《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开辟“新中国70年：海外中国研究”专栏，刊登了关于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迁、中国农村建设成就等系列文章。张西平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研究时说，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总体研究、传教士汉学史研究、国别汉学史研究和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四个方面取得了成绩，但仍缺乏从整体上对全球的海外汉学做通史性研究的著作。乔兆红在《海外中国学理论前沿：中国与世界》中提出，近年来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变化，已不像过去出于好奇、掠夺或被动了解心理，而是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某些价值以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世界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专门设立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唐磊、何培忠主编《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论文集》，上述举措都有助于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发展。在丛书方面，张西平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作为海外汉学文献学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三卷本则专注海外学者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了美国学者顾立雅的《申不害》、英国学者鲁惟一的《汉帝国的日常生活》等一批译著。从国别来看，关于美国的著作，有吴原元的《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张杨的《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等，关于日本中国学，则涌现出很多对机构或学派的研究以及对津田左右吉、沟口雄三、野村浩一等学者论述的研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海外中国学研究进入深化拓展阶段。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贺信精神为中国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成立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世界中国学”的概念应运而生。在《世界中国学导论》中，“世界中国学”特指“包括本土中国研究在内的中外互鉴之学”。王战、褚艳红著的《世界中国学概论》选取谭中、汤因比等海外中国学家提出的七大代表性问题进行回答，被译成英文版在国外发行，承担起向国际社会传播我国最新中国学成果的职责使命。宋月红、王镭主编的《中国学手册 新时代中国卷》分综合、专题、文献编纂、研究、交流传播五大类，以百科词条的形式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

　　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学研究在这些地区日益兴盛，并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沈桂龙、张焮等著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分阶段探讨了从古丝绸之路时期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学。黄畅、郭存海、张玉艳等学者分别对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的中国学发展脉络、现状及前景进行了考察。很多中青年学者崛起为中坚力量，中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学的学科地位不断提升，但其学科归属尚未有定论，形成背靠历史学、法学、比较文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发展现象。有的研究机构把中国学设在法学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有的则设在历史学门类、中国史一级学科下面。被划归不同学科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学学科定位的模糊性。周文华主张，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融合发展；张宝秀则认为，应在交叉学科门类之下，与区域国别学并列，增设“世界中国学”或“中国学”一级学科。此外，还出现了世界中国学与地方学互动的趋势，如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联合推出《地方学研究》集刊，至今已出版10辑。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外学者应打破西方叙事垄断，打通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区隔，构建中国“在场”的中国学，以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眼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探索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异同，探讨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共同解码中国之治、回答时代之问，是中国学的走向和目标。中国学者应积极构建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提炼中国学的标识性概念术语，以理论有效阐释中国实践，从实践出发升华理论，解读中国发展的密码与中国道路的价值，增信释疑，向世界贡献中国学新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日本的中国学学术谱系研究”（25SGC1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