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十年来，中国史学在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打造新时代“历史学中国学派”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长足进展。探究这一过程中的时代动因和某些规律性内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学也不例外。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从被动依附走向自主建构，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其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冲击，主要在历史观方面。如20世纪初，斯宾塞、赫胥黎倡导的“进化之公理公例”的进化论传入中国，进化史观风靡一时。 

　　其二，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期间，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实证主义史学，德国兰普雷希特的文明——文化史学，在中国史坛居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北京大学率先批判“欧洲中心论”。 

　　其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中国史学界深入学习苏联史学，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对中国史学发展有重大意义。 

　　其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以1982年9月中国重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标志，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互动呈多元并进，“中国特色”开始提上日程。 

　　其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提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以漫长的中国历史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吸收世界各国史学一切优秀成果的崭新的科学体系。 

　　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实现了由西学主导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性转变，这不仅是学术自立、文化自觉，更是史学主体性与史学话语的自觉重塑，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前进的时代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标识是建设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三大体系”。 

　　所谓“三大体系”，是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是基础，是整体性的架构；学术体系是核心，反映学科的特点；话语体系是表达，是传播科学成果的工具。历史学的“三大体系”也如此。这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逻辑贯通的辩证统一体，亦即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何谓“历史学中国学派”？它是学术人才高度集中的载体，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历史学在理论方法、学科划分、学术范式等方面，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形成独树一帜的研究范式；阐述独立的学术观点，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它引领时代学术方向，不断有原创性、标识性的学术成果问世。 

　　历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学派，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立足中华文明，彻底摒弃对西方史学的依附、跟跑、移植和临摹。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建设中，两者高度统一，同向而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打造“历史学中国学派”，必须通过扎扎实实地建设历史学“三大体系”来实现。“三大体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为宏伟中国学派添砖加瓦。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才能最终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派，“三大体系”是学派形成的前提和基石，是形成中国学派的现实路径。 

　　打造“历史学中国学派”，是建设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奋斗目标与标志性成果，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奋斗目标，体现在正形成中的“历史学中国学派”，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坚守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对传统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丰富唯物史观，赋予唯物史观新内涵、新形态，是“中国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根本标志。 

　　二是立足中国实际。历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学派，都植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秉笔直书、考据实证、求真求实等优良传统。在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积极提炼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三是深入研究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历史理论范畴和方法，形成具有民族性、原创性和学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深刻的“知识主权觉醒”和“主体自觉”。但这绝不是“学术闭关”，而是交流互鉴，进一步推进中外史学平等对话。 

　　四是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历史研究要贯通史前史、古代史、近代史、现当代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整体研究，同时开展对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既要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如文明起源、民族融合、民族复兴、国家建构、国家治理、中外交流、现代化进程，战争与和平，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又要充分发挥史学资政育人、传承文明、凝聚共识、增强历史自觉、历史自信等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可清楚地看到，“三大体系”建设所取得的体系化的重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形成中的“历史学中国学派”，这正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和最终成果。 

　　打造“历史学中国学派”：机遇和挑战 

　　历史学“三大体系”是“历史学中国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沃土，而新时代与国家战略，则为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历史的智慧和历史的支撑；中华文明传承与文化强国建设，为“历史学中国学派”的成长，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新时代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影响力的中国史学相比，西方史学范式的弊端愈加凸显。在全球史学研究格局的深刻变动中，新时代中国史学一路凯歌前行，这是打造“历史学中国学派”的外部机遇。 

　　新时代为打造“历史学中国学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我们也面临着深层挑战。这主要是“欧洲中心论”、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影响根深蒂固，不时沉渣泛起。此外，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有待进一步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隔膜依然存在，在应对复杂历史课题时，学科壁垒致使历史认识缺乏多维视野的宏大叙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了研究范式变革，如何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坚守历史学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创造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但是，中国史学深厚的学术积淀在世界上无可伦比，在明确的国家战略指引下，“历史学中国学派”正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把挑战视为倒逼创新的动力，这正是加快打造“历史学中国学派”的契机。我们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直面问题、坚定自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那么，“历史学中国学派”必将揭开中国史学史上辉煌灿烂的新篇章，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