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朝在经历“九世乱”及“盘庚迁殷”的动荡之后，步入了中兴期，尤其是武丁继位后，“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从考古学上看，武丁以后的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殷墟为中心的晚商社会呈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创造性，汇聚、融合了多种资源，并加以改造和创新，社会结构乃至精神面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早期文化传统的复兴

　　殷墟一些高等级墓葬和祭祀坑内，常发现有史前或夏代风格的玉器，有的是流传下来的早期“遗玉”，有的可能是“仿古”作品。据学者研究，在妇好墓出土的700多件玉器中，有200多件都是早期“遗玉”或“仿古”玉器。这些早期风格的玉器跨越了广阔的时空——北至燕山以北、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至甘青、东至海岱地区，被晚商时期的高级贵族收集、仿制或改制以及使用。因早期玉器多为具有宗教功能的“巫玉”，这种广泛的搜集和仿制，应该并非为了猎奇和玩赏。通过汇集、利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玉器，整合其所承载的宗教传统和精神资源，构建更有包容性的信仰体系，当是其现实目的。

　　殷墟有些高等级墓葬中还出土有大理石雕的龙、虎、牛、鸮、人、虎首人身像等，大小不一，高度大多不超过50厘米。此类大理石雕并不见于中原地区夏至早商时期的遗址中，但在北方地区，自兴隆洼文化以来就多见石、陶或泥质的雕塑。近年来，石峁遗址的石雕及其与中原夏商铜器纹饰的关联，更是引起学者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石峁石雕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有学者则认为其与新疆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有关。与石雕相关的还有石质容器，也多见于殷墟王陵区大墓中，形制与纹饰多仿制青铜器。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有史前文化风格的玉器 作者/供图

　　晚商时期，白陶的兴盛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白陶是用高岭土烧制的陶器，与瓷器的胎体相比，选料不精且烧制温度较低。殷墟有些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精致、厚重的白陶器，器型与纹饰多模仿铜器，个别还刻有文字。从出土背景看，其等级要高于铜器和玉器。白陶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湘西地区的高庙文化中，随后兴盛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中，多用于制造酒器。二里头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商代早期白陶近乎不见，其在晚商时期的再度兴盛，是白陶文化的复兴，也是白陶制作艺术的顶峰。

　　外来文化因素的引入

　　以往很多学者都对夏商青铜器中的北方文化因素进行过深入探讨。晚商时期，来自北方系青铜器的影响达到高峰，各种环首刀、兽首刀成为流行的工具形制，管銎戈也在晚商早期曾一度流行。殷墟宫庙区和王陵区一些祭祀坑中的人牲常以北方式刀、斧随葬，说明其生前很可能以武士身份护卫商王。

　　与此相关的是马和马车的出现。中原地区明确的马和马车始见于晚商时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从欧亚草原传入的，但马车很快发展出了本土化的形制。马车的出现，有效提升了人的行动效率。殷墟整体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以上，周围又有大量“卫星”聚落，如此大型聚落和聚落群前所未见，应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治理？这与马车的使用密不可分。马的饲养需要专业技术，而王陵区发现有较多殉马坑，这种对珍稀动物资源的杀殉，应是王室权力和财富的体现。

　　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殷墟存在较多其他文化风格的陶瓷器，有些应自远方运输而来，有些则应为外来人群迁入殷墟后制作。殷墟的面积远大于此前的夏商都城，推测应有大量外来人口汇集于此。其中的一部分人口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活动。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也意味着地缘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标志着城市发展的新阶段。

　　一些外来物品或因素的传入，也可能伴随着相关观念信仰的传播。如晚商墓葬中的海贝非常常见，通常为货贝。海贝最早出现在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随后向黄河中下游传播。商代以前，海贝未见于长江以南地区。结合种属鉴定，不少学者认为其应源自印度洋。从出土情况看，海贝早期多用作装饰品；晚商时期数量大增，多见于墓葬中，被置于死者口、手部，当为口含或手握。

　　晚商高等级墓葬常带有斜坡墓道，有一、二、四条不等。中原地区最早的带墓道墓葬见于殷墟王陵区，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300年；而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发现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带墓道墓葬，可早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结合晚商时期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涌入来看，斜坡墓道的出现，或许也是受到了北方文化的影响。商周高级贵族借鉴了这种墓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相关的丧葬观念，并将其作为塑造社会等级的重要标识。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晚商时期，青铜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铜器的器类、数量进一步增多，器体厚重、纹饰繁缛，且常见铸铭铜器。随着盲芯和金属芯撑技术的应用，很多器类的形制发生了显著变化。酒器爵、觚成为礼器组合的核心，食器鼎、簋的数量逐渐增加。在二里头文化以及早商文化中，常以铜爵和陶盉、斝相搭配，构成核心组合；至晚商时期，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发达，此类以多种材质酒器相搭配的现象趋于消失。与此同时，商王朝对于铜器铸造的控制似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殷墟发现多个铸铜作坊，而殷墟之外却少有铸铜遗存的发现，这和早商文化中边缘地区亦有铸铜作坊发现的情况显著有别。

　　晚商时期，礼仪活动中诉诸听觉的因素显著增加。例如，陶埙的音孔已发展至5个，形制更加规范，还新出现了铜铙，通常为三件一套或单个使用。与此同时，商代早期颇为少见的铜铃，至晚商数量激增，多出于墓内殉狗的颈下，或在棺椁周围，当系葬仪中的“饰牲”“饰棺”之物。凡此，均表明仪式活动中“乐”的重要性获得了较大提升。

　　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烧灼，据裂纹形状进行占卜，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广泛流行的习俗。从商代开始使用龟甲，为便于烧灼，常在甲骨上施以“钻”窝。至商代中期，又在“钻”的旁边施“凿”，使得裂纹形状更加可控。晚商以后，甲骨多经规范修整，钻、凿排列更加有序，意味着占卜仪式及卜兆形式的规范化，神意更加规范甚至可控，其释读也应更加规范，成为“由巫到礼”理性化的重要一环。晚商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甲骨卜辞的出现，此时的文字更广泛地用于人神交流，意味着宗教的进一步发展。

■殷墟王陵区M1001出土虎首人身石雕 作者/供图

　　晚商宫庙建筑的布局，也显现出宗教在国家治理中重要性的提升。以殷墟小屯乙七号基址为代表的宗庙建筑，位于宫庙区中心，这一“宫庙一体”的布局，改变了夏至早商以来“宫”“庙”分立东西两列的形式，突出了宗庙的地位。乙七号基址之前和王陵区的大量祭祀坑，表明对王室祖先的祭祀成为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与此同时，夏至早商宫殿区常见的坑、沟状祭祀遗存，基本不见于宫殿区，说明对自然神崇祀相对下降。

　　殷墟宫庙区和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有大量被砍了头的人牲，多为成年男性，在放置形式和数量上都有一定之规，有别于史前时期石峁、陶寺等遗址发现的以女性为主的砍头祭祀。结合性别年龄特征，以及随葬的兵器和工具来看，这些人牲的来源应系战俘。这种大量的砍头人祭，以残酷的方式彰显了王室的权威，是王权提升的重要体现。

　　通过文化复兴、资源汇聚和人口整合，晚商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多种资源汇聚于社会上层，使社会分层加剧，王室地位和王权得到提升；随着多元人口汇聚，社会分工和地缘组织获得较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商业贸易的发达；在强化社会控制的基础上，与更广阔的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来自远方的物品和观念影响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不同的宗教传统、不同的思想观念汇聚交融，成为社会整合的精神资源，为构建包含众多族群的广域王朝奠定了基础。这些特征对后来的西周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夏商丧葬礼俗的溯源研究”（21BKG0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