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口发展步入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重要转折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为此,中国人口学者立足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人口转变、制度演进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本土化国情,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深耕细研,积极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取得显著进展,已经初步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和实践价值的知识体系。
理论创新实现从借鉴到自主构建
以往我国人口学界大多是在借鉴西方经典理论基础上对中国人口发展变化进行学理性的解释,一些研究结论难以适配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十年来,学者们聚焦转型期的中国人口发展变化,重构中国本土化的核心理论和概念,形成了颇具本土特色的系列理论研究成果。在超低生育水平和转型社会的当下,学术界重构家庭概念,并提出以亲属关系为基础、以资源共享与风险分担为核心的家庭理论体系,以契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的变化。与国外都市圈空间变化规律不同,中国都市圈人口分布的圈层性持续强化,类型化特征明显,先发与后发都市圈在类型间与类型内形成了明显的分异。为此,学术界提出中国特色人口圈层结构理论,不仅为人口空间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打破了既往西方理论话语的垄断。中国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既是未富先老的一种区域性表现,也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派生结果,为此有研究提出本土化人口重新配置的趋同及趋异效应理论,并强调以人为中心推动破解区域人口增减分化问题,较之以物为中心推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将有着更值得期待的结果。
研究领域紧扣国家需求实现拓展
伴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型,中国人口学研究也从传统的人口数量控制,转向聚焦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人口结构、质量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综合性研究。十年来,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重点围绕五大领域取得新突破:一是聚焦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系统探究超低生育率的形成背景、核心驱动因素与内在演化机制,结合我国人口发展实际,精准剖析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变量,为科学制定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优化政策实施路径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二是关注人口老龄化变化、影响与趋势及其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索医养结合、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数字鸿沟、农村养老等本土化议题,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三是注重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迁移流动,重点探索人口迁移流动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人口迁移流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与留守儿童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等议题,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四是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导向下的人口素质研究,特别强调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向中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以及相关的政策优化、教育深化、数字技术赋能等多维度协同的重要性,挖掘人才红利,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引擎。五是专注于新时代婚姻家庭结构变迁研究,重点探讨婚育行为的变迁、家庭结构与类型的演变,深入分析相关家庭政策的适配性,最终朝着精细化、情境化的婚姻家庭政策体系构建方向稳步推进,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撑。
研究范式实现
传统与现代技术融合
传统人口学主要以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经常性统计登记等数据为核心研究手段。十年来,随着数智时代的快速到来,人口学研究方法不断革新,逐步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而提升研究的精准度与高效性。一是完善本土化数据体系,依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性专题抽样调查、经常性统计登记等数据库,构建起覆盖人口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库。二是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空间精细化建模及跨学科方法(如遥感影像、机器学习等非传统人口学方法)等新技术,创新人口预测以及人口健康评估等研究方法,推动了人口学研究从静态描述向实时监测、从宏观总量向微观机制、从单一政策评估向多场景应用的转型,有效提升了人口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同时,强化交叉研究方法应用,推动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深度融合,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实操性。三是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应用化,包括人口动态监测、人口数据精细化分解、场景化应用、人口政策效应评估等方面,反映出基于先进分析方法和多维度视角优化人口预测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借助此类创新研究成果,有望构建更为精准、科学的政策支持体系,从而更有效地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复杂挑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学科建设迈向
本土化学科体系构建
十年来,中国人口学界分别成立了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等,其宗旨在于:一方面汇聚诸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定期进行学术沟通和交流,协同推进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多所顶尖高校纷纷布局人口学应用相关研究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实体的人口与健康学院,复旦大学成立了实体的老龄研究院,北京大学成立了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老龄研究院,等等。这些机构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聚焦国家重大需求领域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也有利于加快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综上,十年来,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呈现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围绕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对老龄化国家、健康中国等战略问题开展研究,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支撑。二是强化跨学科融合,与社会学、经济学、公共卫生等深度交叉,推动研究方法与视角创新。三是突出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并重,立足中国人口转变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原创性理论,实现学术研究与人口治理实践相互赋能。
下一步,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将以四大方向协同发力,紧扣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重大需求,推动理论、方法、实践与话语体系全面升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是深化本土理论原创,立足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独特国情,跳出西方框架,系统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适配中国国情的人口转变、生育支持与积极老龄化理论体系。二是强化跨学科与数智融合,进一步推动人口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公共卫生等学科深度交叉,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智能人口学等新方向,创新研究方法,提升人口议题精准研判能力。三是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聚焦生育支持、养老保障、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核心需求,强化政策模拟与评估,构建“理论—政策—实践”循环与闭环,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四是构建自主话语体系,加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依托相关学术平台,在国际舞台阐释中国人口治理经验,提升中国人口学的学术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