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十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丰富，在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构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与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文明起源研究呈现主体性、宽视野特征

　　十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中华文明演进道路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借助近年来丰富的出土材料，学者探索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融为“一体”的演进历程，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核心特征。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交流互鉴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提出诸多创新性见解，肯定了中华文明起源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演进路径，获得大多数学者认可，成为主流学术观点。如韩建业指出，早期中华文明存在“一元多支一体”格局，这是早期中国广大区域共有的“一元”观与“多支”文化系统交融形成的“一体”文化格局。李新伟追溯了中华文明从 “满天星斗”到最终融为 “一体”的演变历程，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特征。总体而言，通过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多元一体”成为学界共识。

　　其次，对过去研究薄弱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特征等问题提出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见解。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展，近年来文明起源研究受到诸多学者关注，并提出不同见解。如在文明起源的功能和要素上，学界提出族群、环境、战争、灾害等不同认识。王震中指出，史前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夷夏族群的冲突与融合是推动中华文明一体化的重要原因。陈胜前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物性变化着眼，将中华文明的演化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玉石阶段大致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礼器的大量使用，标志着政治权力崛起，国家组织雏形出现，也推动文明的进步。李禹阶从中原文明中心的形成原因和动力机制探讨文明起源进程中的政治体构建与文化认同，认为史前灾害、人口迁徙及先民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共同推动中原文化中心的确立与早期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这些见解进一步厘清了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有助于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文明起源标志、时段研究的中国特色

　　中华文明有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起源、发展路径，也有着独特的文明标志物。总体来看，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标志主要集中在文明的具体物化标志是“三因素”或者“四因素”，还是超越这些因素的其他要素，以及中华文明是否有独特标志等。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和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认识，上述文明判定标准受到挑战。在其他文明起源地发现的文明标志物如城市、文字、冶金等，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早期文明，中国本土文明可上溯到未发现文字和大规模金属冶铸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尤其是玉礼器的广泛使用，墓葬规格、葬仪及礼制的形成等，都可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本着这一认识，目前学界主流认识已将中华文明初现向前追溯到距今6000—50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到庙底沟二期、大汶口中晚期、红山晚期、良渚、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时期。考古新发现证实，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古国”已出现早期文明诸要素，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

　　中华文明起源特性亦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文明起源中血缘聚落、祖先神崇拜等因素，使史前各区域文化中的“礼仪”制度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如方辉强调，礼乐制度推动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构成要素和本质特征。王震中认为都邑（都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指出都邑或城市是文明与国家的联结纽带，并以此分析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沈长云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以农业产生为上限、国家出现为下限。也有学者提出文明维度的多样性，认为“制度建构”是文明起源的重要特征，丰富了文明内涵。冯时提出以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的中华文明起源新论，并指出天文学作为文明之源的历史，主张中华文明根植于八千年前的天文观与文德实践。该观点引发热议，推动中华文明从标志物到起源年代的讨论。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还体现在文明与国家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有着本质关联。易建平认为，“文明”与“国家”具有同一性，“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政权掌控了武力合法使用权，以之来支撑其处理公共事务”。基于此，可从本质上区分“国家”与“前国家社会”、“文明”与“原始社会”。彭邦本主张“文明”是与社会形态、国家形态相关的历史范畴，即“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两条标志或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文明与国家不能等同，文明侧重文化成就与人的自我解放程度，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晶和评价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则是社会政治组织，两者内涵不同。

　　文明起源的理论、方法异彩纷呈

　　十年来，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关注热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文明探源不再局限于东亚范围，而是扩大到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取得的成就在世界早期社会演进的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尤其是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及域外地区的发展。易建平提出，文明起源研究正在进入“中国时代”，“‘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就，加上工程之外许多学者的成就，足以让我们重新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历史……标志着国际学术界的文明起源研究进入了‘中国时代’”。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开展，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受到学者关注。霍巍通过近年来考古学发展境况，以及大量实证材料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的迫切任务与时代使命”的认识。其他学者也强调以中国材料研究文明起源及文明特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研究中华文明既需要从中国看世界，也需要从世界看中国，要以一种开放的视野提高在文明起源研究上的科学性、可比性、共识性。如陈淳倡导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多学科探索，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主要采取‘二重证据法’……就当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范式而言，这种将两类证据简单对应的做法已经难以胜任这项任务”。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学者认同。

　　此外，近年来科技考古对文明起源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碳十四与光释光测年、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古DNA技术等方法的普遍使用，对精准测定遗址、遗物的绝对年代，宏观分析遗址分布与环境关系，揭示聚落网络、水利系统（如良渚水坝群）的规模与结构，研究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迁徙、融合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十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达到一个新层级、新高度。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界既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凝聚共识。通过与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交流互鉴、融会贯通，学界凝结出对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与独特性的丰富认知，为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