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清算德国哲学信仰、构建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既勾勒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图景，又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逻辑理路，为理解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及探寻解决路径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资源。

　　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

　　我们首先要准确把握《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奠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以“有生命的个人”为逻辑起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剖析，将实践确立为人与自然实现统一的根本基础。这一理论前提的奠定，促成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不仅科学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更在人的实践进程中达成了“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的内在统一。

　　以往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没有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无法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界的真实关系。费尔巴哈相较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虽存在一定进步，但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停留在简单的直观感知层面，仅仅将人看作“感性对象”，“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把人视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应当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生物学层面，必须结合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社会交往发展状况加以考察。正是由于实践范畴的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从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对现实的、历史的、辩证的把握。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一组极具生态意蕴的重要范畴——“自然史”与“人类史”。他们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一论断从根本上颠覆了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将自然和历史、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于“历史科学”的整体视野之中。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命题，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它意味着不存在脱离人类活动而孤立演进的自然史，也不存在脱离自然基础的抽象的人类史。自然史是人类活动的自然前提和客观条件，人类史则是对自然的改造和重塑过程，二者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交织在一起、彼此规定。因此，对自然的理解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对历史的理解也不能离开自然基础。“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视角。这一思想不仅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将自然视为纯粹被动的直观对象、唯心主义将自然视为精神的产物这两种极端立场，而且为生态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生态问题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深嵌于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的人类活动后果。

　　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形态》的生态思想并非停留于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深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从统一走向异化的过程，揭示了分工与私有制是引发生态异化的社会根源。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仅导致工人在经济上越劳动越贫困，难以维持生存需要，而且导致自然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生活环境日益恶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所有者对自然的关注只在于自然能否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而不在于自然本身的价值及其可持续性。正如他们在著作中所揭示的，这种异化既表现为城乡利益对立——城市工业对乡村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城市对农村的环境污染转嫁，又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自然不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共同体，而沦为资本增殖的被动客体；人与自然之间原本辩证统一的关系被扭曲为占有与被占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单向度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的生态批判并非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到制度层面的分析。他们指出，分工与私有制是生态异化的制度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异化。这一分析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生态危机并非孤立的环境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生态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依靠技术改良或道德呼吁，而必须从根本上变革那些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制度。

　　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路径

　　《形态》不仅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异化的根源，而且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路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对分工与私有制的根本性扬弃，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现有生产力并进行自觉生产调节，在自主活动中达成人与自然的真正生态和解。

　　“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自然”在现实的生活生产过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能够生活”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全部历史的首要前提，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中，“人改造自然”同“人改造人”实现了辩证统一。“生命的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自己的生命”与“生产他人的生命”，体现了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统一。“共同活动方式”作为实现自然存在的人与社会存在的人相统一的基本活动形式，只有扬弃对立异化的“共同活动方式”，构建起自由自觉的“共同活动方式”，方能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将实现人类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这意味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能摆脱对自然的掠夺式利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从这一意义上说，《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确立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范式，拓宽了批判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新视域，提出了建构共产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形态》中的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撕裂，那么《形态》则将这一探讨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实现了从哲学人类学批判到社会历史分析的范式转换。它不仅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自然观，阐发了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成熟人化自然观，而且批判了唯心史观，论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最终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产主义美丽蓝图。这一思想谱系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根本性基础，深刻影响了《资本论》中“物质变换”理论的形成。《形态》发表至今已近180年，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当代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愈发彰显其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揭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武器。

　　（作者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