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顾自己的中文学习之路，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教授、格大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赵婧萱（Isabel María Balsas Ure?觡a）最常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这句朴素的格言伴随她走过学习中文的每个阶段——从最初的入门到之后的教学与研究。她回忆道，当年在中国学习时，老师常常提醒：“一天不学，必会有第二天的怠惰；有了第二天，就会有第三天——那就是你的终点。”在她看来，语言学习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快，而是每天不断向前，用一点一滴的坚持抵达更远的地方。近日，赵婧萱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顾了其多年的教学与管理经验，分享了中西文化交流趣闻、欧洲中文学习新趋势，以及孔子学院在当地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各种实践。

　　从好奇到热爱：与中国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中文结缘的契机是什么？能否分享一下您学习中文和走上这一职业道路的故事？

　　赵婧萱：说来可能有点意外，我与中文的缘分其实一点都不“宏大”。上大学时必须选一门第二外语，而我当时对中国、中文和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正因为完全陌生，我反而觉得中文“最不一样”，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选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

　　真正改变我的是启蒙老师。他的课既生动又有趣，总能把看起来很难的内容讲得特别吸引人。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学习一门语言可以这么好玩。后来，我又非常幸运地拿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在中国生活了一年。那段经历完全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中国的语言、街道、日常生活、文化细节，全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说，真正让我爱上中文、爱上中国文化的，就是那一年在中国生活的真实体验。从那时起，我慢慢意识到，或许这就是我未来的道路。

　　关注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跨文化教学与管理方面，您具有丰富的经验。在您看来，哪些文化上的差异会影响中西交流？能分享一个您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赵婧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盲点”往往来自沟通方式的差异。中文交流中常用一种比较间接的表达方式，依赖大量的语境和非语言信息。例如，面对一个提问，沉默既可能意味着“同意”也可能代表“不同意”，这要看具体语境。再如，中文语境下人们常会以模糊的方式作出答复，而不是直接给出明确答复，比如“我们考虑考虑”，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让对方“丢面子”。而在西方文化中，交流通常更直接，因此西方学生或工作伙伴很容易误解这些信号，产生焦虑、困惑甚至无力感。

　　我在课堂上经常把有关案例作为讨论素材。比如，我在中国工作时曾经遇到过一次家庭紧急情况，需要请假回家。我向负责人请示，他回答我：“应该没问题。”但这是允许我回去，抑或只是礼貌性的回答？这当时让我很疑惑。我把这个故事带到课堂上，学生们听了之后便会讨论，感受中西沟通风格的差异，这样的教学体验对他们理解文化差异非常有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中国和西班牙都从事过相关教学工作，文化差异对您的课堂设计和教学方法有什么影响？中国和西班牙学生在学习习惯或思维方式上有哪些不同？

　　赵婧萱：在我看来，中西两国学生在语言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上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学生普遍更勤奋，也更具有“长线思维”，他们愿意为一个长期目标投入持续努力，学习节奏稳、耐力足，这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在西班牙，社会文化对“努力”的激励并不总是直接可见，学生往往主要依赖兴趣驱动投入学习，长期坚持的意识相对弱一些。

　　在课堂表现方面，我观察到了另一种有趣的差别：中国学生提出的创意往往更大胆、更新颖，但表达方式偏向有序、谨慎；西班牙学生的创意可能没有那么“不走寻常路”，但他们表达非常清晰，也不太害怕犯错，在口语表达和公共场合交流中显得更加自如。在合作方式上，中国学生和西班牙学生也不尽相同。无论是面对个人任务还是小组协作，中国学生都能快速进入状态，而西班牙学生对小组活动的兴趣不高，但如果是全班展示或公开分享，他们会表现得轻松自然、敢于表达。

　　更有趣的是，有些文化差异会直接影响语言学习本身。在讲授某些与人际关系相关的表达时，例如老师给学生私下指导、邀请吃饭、课后联系沟通等，这在中文语境里并不陌生，但对西班牙学生而言却可能难以理解。课堂上，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学生学会了一个表达，却不明白背后的动机与情感逻辑，于是不得不停下来解释为什么在中文语境下人们会这样说、这样做，它意味着什么。这种“语言之外”的解释往往成为开启跨文化理解的契机。

　　当然，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论断，不一定普遍适用于每一位学生。因此，我一直强调：课堂永远是一个动态系统。教师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通过观察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生的互动方式、反馈节奏与表达习惯，随时调整课堂节奏、教学活动和目标难度，让每一组学生都能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学习。这一点，对任何课堂、任何文化背景都同样重要。

　　欧洲中文学习者数量不断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人们对中文的兴趣是否有所增加？在学习者的受众结构、学习动机或需求方面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

　　赵婧萱：欧洲各国虽然拥有不同的汉学传统，但在中文学习者的构成和动机上正呈现出一些相似的趋势。以西班牙为例，过去的中文学习更多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学生主要聚焦文学、翻译等领域。然而，近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学习中文的人明显增多，各类奖学金项目与交流机会使学生能够亲身到中国学习与体验。与此同时，文化传播方式也在改变，许多年轻人喜欢通过中国电视剧、综艺等学习中文，“追剧学中文”成为一种新现象。而且，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把中文视为能够满足未来职业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而不仅是文化方面的兴趣爱好或学术研究对象。这意味着中文教育正从“少数人的学术追求”转变为“面向更广泛群体的现实需求”。

　　如今，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人们学习中文不仅是为了“了解一门语言”，更是希望把它真正应用到职场中。可以说，学习者的目的正从学术型转向更实用、更面向未来的专业需求。这种变化正在重塑中文学习者的结构，也推动我们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欧洲高校中文专业要实现进一步的突破，最核心的挑战和最具潜力的方向分别是什么？

　　赵婧萱：在我看来，欧洲高校的中文专业如果要迈向下一阶段，核心挑战和潜力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课程体系建设。我们迫切需要真正契合学习者背景与需求的中文课程，而这背后依赖的是具备专业能力、熟悉跨文化教学的教师与课程设计人才。其次是本土化中文教学资源的开发，这与课程紧密相关。教材、课后练习、课堂活动等都需要根据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学生特点进行设计和有序编排，使其更贴合本土学习者的实际需求。最后是教学理念与方法上的研究与创新，这是我认为最具突破潜力的方向。如何将中国和西方的教学优势进行有效整合，形成适合欧洲课堂的新模式，是一个正在不断推进，也最值得期待的领域。目前来看，在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不少积极成果。

　　孔子学院在欧洲开展多样化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您如何看待孔子学院在当下欧洲的角色？近年来，在定位、学生和社会需求，或与高校、其他学术机构及社会文化团体的合作方面，是否出现了新变化？

　　赵婧萱：孔子学院网络中的各个机构，在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一些机构侧重社区推广，另一些则专注于满足特定用途的中文教学或特定研究领域的需求，也有一些仍然以传统语言教学为主。

　　这种灵活性和本土化能力，使孔子学院能够随着合作高校和所在社区的发展不断成长和演变。当然，孔子学院的这种能力还源于其管理模式：通常由一名外方院长和一名中方院长共同领导。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院长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使得各机构的运作更加顺畅，也更贴近当地的实际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学术研究方面，您目前最关注哪些与中文教育或跨文化交流有关的议题？未来希望在哪些方向开展新的探索？

　　赵婧萱：如果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一个人置身异国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膜——看似已经融入，却始终无法真正连接。他可以旅行、消费、拍照，却捕捉不到幽默、暗示、礼节背后的情感逻辑。语言不是简单的表达工具，而是文化意义生成的路径，是进入他者世界的入口。

　　正因如此，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中文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换句话说，我希望帮助学生不仅能够用中文进行有效沟通，而且能够理解并恰当地运用中国人的交际习惯和价值观念。在课堂上，他们学习的不仅是语言本身，还包括在交流中如何识别和运用各种文化要素，或者至少理解它们是如何影响沟通的。未来，我希望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多探索，包括如何将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更紧密地结合，使学生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和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情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