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自然书写传统绵延数千载，从《诗经》的草木比兴到陶渊明的田园归隐，从王维的山水禅意到苏轼的江海旷达，自然始终是中国文人精神栖居的重要场域。这一传统在抗战时期出现了新变，抗战诗歌将自然意象与战争经验并置，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互动。

　　书写乡土景观的浪漫诗学。千百年来，农业、土地、乡村为诗歌提供滋养。抗战时期诗人书写乡土景观，乡土人物、历史、文化等皆在其中。诗人聚焦农事劳作、农田景观，通过回忆的形式呈现人们对故土的深情。穆木天回忆被侵略前的东北的农事活动：“清早要发出打场的歌声，黄金的粮食进入仓中”（《她们的泪坠落在秋风里》），王亚平回忆河北农村的乡土景观：“沙土道上/走着缓步的耕牛，/荷锄的农夫，/跳跃的小羊，/人人脸上的喜悦，/显露内心的热望。”（《麦穗黄的时候——献给母亲》）国土沦陷后，故土的自然物象升华为全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成为战时人们情感寄托与身份认同的载体。这种地理叙事重构着回忆中的家乡图景，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重绘心中的文化地理版图。

　　除了回忆故土之外，诗人也描绘现实中的乡村景观。臧克家是书写农村生活的代表诗人，他说：“我，/在泥土里生长，/愿意/在泥土里埋葬，/如果，有座地狱/在脚下开着口，/我情愿跳下去，/不管它有多深，/因为，我是大地的孩子，/泥土的人。”（《地狱和天堂》）他的《送军麦》书写农民奉献粮食的场景：

　　军麦，孩子一样，/一包一包，/挤压着身子，/和衣睡在露天的牛车上，/牛，咀味着草香，/颈下的铃铛/摇得黄昏响。/燎火一闪一闪，/闪出梦的诗的迷茫，/这是农人们/以青天作帐幕，/在长途的野站里，/晚炊的火光。

　　抗战时期，农民既要对抗自然灾害，还要面对战争造成的土地破坏。乡村便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国，而是承载着战争重负的现实空间。臧克家的诗描写了农民欢喜地将维持生计的粮食奉献为军粮的情景，晚炊的火光、黄昏的铃声，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质朴而庄严的送粮图景。这种书写并非对苦难的美化，而是在承认战争破坏乡土的同时，依然能从土地与劳动者的联结中汲取力量。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中描绘了充满生机的农村生活，在自然书写中显露着浪漫主义的诗性光芒。艾青笔下也有土地与农民构筑的乡村景观，他写到农民“仰起了沉重的头颅/从濡湿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向太阳》）他将个人的歌唱汇入民族的合唱。这种浪漫主义诗学并非回避现实的苦难，而是在苦难中发掘生命的韧性与诗意。它拒绝古典格律的束缚，追求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语言的直接力量，使诗歌成为能够即时传达战时经验、动员民众情感的有效媒介。

　　记录自然世界的战争烙印。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抗战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陈梦家写战场，“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在蕴藻滨的战场上》）。王亚平笔下的战场“没有秋虫的声息，/宇宙堕入了荒凉；/山头月，颤抖地/投射着惨白的光辉”，“血腥的风，从坍塌的/壕堑吹来死神的哀曲”，“恐怖封锁了大地，/星星的鬼火飞驰，/荒村在废墟里沉睡”（《战场月》）。这些诗中的自然意象原本是中国传统诗歌中优美的抒情意象，但在战争的背景下，它们成为国土沦丧的具象转喻，铭刻着民族苦难的创伤。

　　抗战诗歌的自然意象既烙印着土地的受难印记，也熔铸出广袤的田野与无限的光芒，昭示着未来的希望。田园意象在古代诗歌中多表现为个体闲适、幽独的人生境界，抗战诗歌则多将乡土田园的个人生活经验转向集体生存境遇，艾青笔下“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复活的土地》）。刘雯卿笔下“祖国一片新鲜的土地，/如黎明一样的清醒”（《渡红水河》）。自然的辽阔与战争的紧迫形成情感张力，它暗示着抗争的正当性与胜利的必然性。乡土田园成为民族生存力量的象征。与“土地”意象相似的还有“太阳”意象，诗人不执着于一轩书窗透出的光影，不痴迷于朦胧的自然幻境，他们抛开居室住所，以灼热的信念凝望锻造力量的太阳。“照着我们的从很久以来/到处都蠕动着痛苦的灵魂的/田野，河流和山峦……”（艾青《向太阳》）；“用光芒给战士织一身骠悍的战袍/让他佩起真理的宝剑/奔赴在/向光明的路上”（彭燕郊《春天——大地的诱惑》）。这些对太阳的书写开创出一种无拘束、无阻碍的自然空间，将个体从封闭的书斋推向广阔的原野，使自然成为民族精神的锻造之所。太阳的光芒穿透战争的阴霾，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也照亮了诗人心中不灭的信念。诗人记录下了家国苦难，又重构起自然意象的精神特质，抗战诗歌的自然书写成为战火中存续文化与重建精神的诗学实践。

　　描绘山河意象的精神象征。在抗战背景下，诗人赋予山河意象以文化政治内涵，山河在诗意化的语境中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如“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莽原之上”（光未然《黄河大合唱》）。黄河的咆哮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声响，而是民族不屈意志的交响。光未然以排山倒海的句式，将黄河的地理形态转化为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征，这种书写突破了传统山水诗的静观模式，使山河成为能够动员民众、凝聚认同的政治符号。黄河的“伟大坚强”既是其自然属性的夸张，更是战时民族性格的投射，诗人通过将自然崇高化，完成了对集体精神的美学建构。像这样的山河意象还有松花江、长江、澜沧江、云岭、大别山、太行山等。山河书写聚焦于塑造战争语境下人民的主体精神，诗人以战士的视角凝视大地，山河不再是文人雅士寄托闲情的审美对象，而是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战斗阵地。这种视角的转换使自然书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厚度。

　　中国文学的自然意象书写彰显了文明与自然之间持久而深刻的张力。在古典诗学体系中，诗人探寻山水的秘密，在桃源、幽谷、烟霭、泉石中发现美、创造美。在抗战时期，传统山水诗学中超验性的审美维度呈现出特有的气象。乡土景观、自然世界、山河意象，这些自然书写既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创伤，又熔铸着抗争到底的意志，构成了战时中国独特的精神地理。诗人笔下的山河不再是遁世避祸的世外桃源，而是血与火淬炼出的民族脊梁。诗人融汇个体生命体验与集体历史记忆，推动着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