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之下，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十分必要且至关重要。心理学界普遍认为，现代中国心理学的理论主要源于西方，其自主知识匮乏，更遑论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极具特色，因为其知识范畴分为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两大部分。科学心理学采用物理科学的操作化、量化实验方法，解决普遍的客观问题。其虽然也需要创新，但总体上只能置身于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架构之中，遵循证实和证伪的底层逻辑。而人文心理学则更关注本地化、特殊化的人生问题，如深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影响的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怎样特殊而现实的社会需求、现代化的中国如何从理性与情感两个层面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心理学如何为新时代的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导向和伦理框架等。自主知识体系下的中国心理学必须直面当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问题。例如，为何现代中国社会存在“内卷”和“躺平”现象？人生是在不断追求中获得幸福，抑或只需关注当下、虚化过去和未来，即是幸福？人又如何平衡个人眼前利益和自由与社会长远利益及其宏大叙事？尽管心理学在今日中国日益流行，影响着很多人的认知，但其知识内容因自主创新性不够，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心理学必须根据实践经验，自主创新概念和理论，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贡献一份力量。

　　自主知识必有其主体性。主体性是自主知识的“第一因”和“元条件”，是所有知识生产的起点。无主体则无知识。正所谓“我思故我在”，没有“我”（主体）的思考，所谓的“知识”就只是嘈杂的信息流。知识并非对外界的简单反射，而是主体对世界的能动反映与重构。科学心理学试图客观化、同质化和数量化研究对象（他人和自身），同时在研究中严格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人文心理学则将研究视为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两个主体之间进行的平等对话，强调人的心理的生成性、个性化、情景化和独特性。即是说，科学心理学在处理研究对象的客体关系时，要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体因素的影响，而人文心理学则需将互动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作为学科研究的基础。总之，心理学自主知识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有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有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若研究对象为研究者自身，则还会出现主体自省与反思的知识。

　　当下的中国心理学缺乏自主知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心理学实验变量大多来自西方文献，其研究成果也多为验证西方的理论，且主要发表于西方的学术期刊上。另一方面，人文（咨询与治疗）心理学则直接引进和套用西方的理论和干预方法，缺乏对其干预效果的验证与评估。简括之，前者呈现为“主体不在场”的机械唯物论结果，杂志发表的心理学研究遂成为“无主体”的知识；而后者似乎是一种“主体不自主”的盲人摸象式尝试，咨询心理学因而常常变为“外来和尚”念的鸡汤经文。

　　由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特指研究者主体的自主性和创新性，科学规范则天然地排除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实验全过程的干扰，因而包括人文心理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才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点领域。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文）心理学便又具备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人文知识生产中的“自主”是一种全过程的自主，意味着主体能够自我主宰，决定知识生产的选题、方法、叙事逻辑和价值判断等。它不依附于任何外部的框架，无论该框架来自西方文化还是承接自中华传统文化。西化主体或者复古主体产生的知识一定程度上会贬值为“他者知识”或“二手诠释”，像飘浮的空中楼阁，不能解决当代中国人富起来后如何为人类福祉作贡献的问题。中国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曾努力尝试在主流西方心理学中开拓本土化运动，大量关于“面子”“中庸”“人情”“孝道”和“关系”等的研究备受关注。其中，“差序格局”的关系被公认为不同于西方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概念，“GuanXi”甚至成为社会、管理、政治和道德心理学主流杂志频繁引述和研究的关键术语。然而，上述本土研究多集中于若干小团体，虽有不小的影响，但其理论零散而不成体系，后继研究者数量亦不足，故而未能真正打开自主知识体系之门。本土心理学研究者尝试从古典文献中找出代表性概念，用以解释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此类研究虽带有“自主性”特征，但这种借古喻今的复古式主体研究成果，终究难以真正理解和解决今天中国人的现实问题，皆因现代生活远比百年、千年前复杂和丰富得多。当代中国心理学显然需要进行关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自我检讨和变革。

　　一般而言，检讨和变革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向，而非指令和规定。方向鼓励更开放的主体性，指令和规定则束缚主体性。自主性的发挥需要自由空间，但自由并非无序，真正的自主知识创造需要在理性讨论与规范约束中展开。缺乏规范，知识可能沦为情绪表达或随意想象；规定过于僵化，则会抑制创新。因此，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第一前提，是“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使主体既能独立思考，又能参与公共理性对话。

　　开展公共理性对话需要确立个体主体性的尊严。要保障知识生态多样性，实现“求同存异”。学术平等只能建立在“知识的逻辑规则、体系的自足自洽、学术的伦理规范”基础之上，要摈弃只讲资历和头衔的风气。只有这样，自主知识的主体才能超越原子化存在，从个人主体经由主体间共识跃迁到社会主体，个别的自主知识才能构成社会共识的自主知识体系。借由理性对话达成社会共识的方式，是主体间彼此相互理解、相互批判与相互借鉴。相互理解是前提，建立公共话语平台，使不同背景的知识生产者能够沟通，这是知识积累的前提。理解不仅意味着信息的接收，更意味着对他者立场与语境的体认。相互批判是推动，批判并非否定一切，而是在理性基础上的审视与修正，通过批判性对话，错误得以纠正，局限得以突破，知识更接近真理。相互借鉴是整合，不同主体的知识成果通过相互借鉴与融合，能够形成更高层级的体系知识系统。

　　主体自由与主体间彼此平等相待，便是自主知识增长和体系建设的动力机制。千万个独立个体通过上述过程，凝聚成一个更高层级的“知识共同体”或“文化主体”。这个“大主体”是个人主体性的延伸和保障，还应具备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能力。文化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应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为其他社会提供可资学习和复制的榜样，形成文明社会的真正软实力。

　　然而，实现上述理想并非易事。权力结构、资源分配与话语体系的不平衡可能导致部分主体被边缘化，从而削弱整体知识的创造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虽扩大了交流范围，但也可能带来信息过载与认知分化，使主体间达成理解与共识更加困难。凡此种种，使得自主知识在生产之初和产出之后，未必能轻易且自然而然地发展。显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与文化自觉的问题。

　　知识“自主”不等于知识“自我封闭”。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吞吐能力，是依靠“共生、共存、共享、共同进步”构建而成。中国心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向外和向内的开放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既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性的优秀成果，也要批判和拒绝其高傲且没落的理论知识，最终熔铸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心理学理论。这不仅是中国心理学繁荣的路径，更为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提供了心理学的方案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