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春秋时已有较发达的医学，“秦医”甚至成为当时良医的代称。秦国名医辈出，据《左传》记载，秦国医缓、医和曾分别为晋景公、晋平公诊疾。《尸子》记载：“弱子有疾，慈母之见秦医也不争礼貌。”《韩非子·说林下》也引故谚曰：“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秦医虽善除，不能自弹也。”这些记载充分说明，秦人在医学方面曾有颇高成就。秦国对医疗知识和技术也相当重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焚书时“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既然秦代医药卜筮之书未经秦火焚毁，那么代表秦医学成就的直接证据在哪里？

　　官属病方印证秦代医学发展

　　出土秦医药简牍为了解秦的医学提供了直接证据。2002年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一批秦代简牍，内容主要是秦代迁陵县文书档案，其中也包含数量不多的病方。已经出版的《里耶秦简》第1—3卷已经公布其中的绝大部分，为研究秦代医学提供了珍贵材料。

　　里耶秦简病方独特的出土地点及其伴生文献，表明其“身份”不一般。目前，绝大多数秦汉病方文本均出土于墓葬之中，出土于遗址或者古井的病方无论从批次还是总量上只占极少数。出土于墓葬的病方，与墓主生前的身份及其喜好有着密切关系，具有明显的私人属性。如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北大秦简《病方》均出自墓葬之中，墓主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秦代小吏。这两批病方往往与非病方类文献杂抄在一起，内容驳杂，相关文本有一个较长的累积和抄写过程，与里耶秦简病方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照。里耶秦简病方与秦迁陵县的官府文书一起出土于古井之中，表明其作为官方档案的特性，说明这批病方极有可能是秦的官属医方文本。

　　里耶秦简病方经过很好的整理，而且很可能是一次性抄写成篇，在体例上开创了病方文本编纂的先河。据已公布的简牍材料，病方多为双面书写。部分病方前有编号，如抄写于简8-1224的“治黄瘅方”，简首有墨点，其后有数字编号“五”。类似的编号在胡家草场汉简病方、天回汉简病方、北大汉简病方中均能见到。这几批病方文本在编纂上的一大特点是在文本的开头都有“医方目录”，不同的疾病按照数字进行编号，病方前的编号表示的是该病名在目录中的序号。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里耶秦简病方也曾进行过系统整理，而且极有可能有“医方目录”存在，里耶秦简病方前的编号表示的正是该病方在整个病方合集目录中的序号。最早由官方系统整理的病方文本可能就散见在里耶秦简之中。

　　完整的里耶秦简病方总量庞大且具有较高的医疗水平。目前已披露的里耶秦简中至少包含有22个病方，数量并不多，但这只是完整病方的一小部分。抄写于简8-1057之上的“治令金伤毋方”，简首书有数字编号“九十八”，这说明里耶秦简中按照病名分类的病方至少有98种之多。考虑到病方合集一病数方的编纂体例，实际病方应当远不止98个。里耶秦简病方治疗范围涵盖了现代多种疾病分类、药物选用广泛、治疗方法多样、讲究药物配伍和用量，剂型种类丰富，已经显示出较高的医疗水平。部分病方如治病暴心痛方在汉代不同批次的出土病方中被反复传抄，可见其医疗效用得到了切实承认。

　　总之，数量较多且经过很好整理的病方文本的存在提示我们，秦代在疾病治疗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里耶秦简病方，正是秦代医学较为发达的文本见证。

　　里耶秦简病方与“迁陵医静”

　　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地处偏远的秦迁陵县中会有如此多的病方文本？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秦的医事制度有密切关系。结合岳麓秦简中有关畴人的律令简牍，我们认为，秦代曾推行畴医制度，由畴医出任医官。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简牍、玺印封泥中反复出现的“太医”“太医丞”等，其身份很可能也是畴医。

　　畴医是一种职役，秦代从中央到郡县应当有相当数量的畴医群体存在。在秦代的县级行政机构设置中，暂未发现医曹或者药曹等医事机构，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在于秦医的畴医身份及其职役性质。

　　里耶秦简以及里耶秦简病方也为了解秦代居县的畴医与病方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极佳个案。里耶秦简中有“迁陵医静”的行医记录。简文记载了医静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给一名为“”的病人进行诊治。以下简文皆与医静的诊治活动有关：“卅年不识日月，病右足痛。令医静（13-377）治之，可十日已。已，静问病，告静（13-378）病已。病已不复发。至今不智它。它如书。（13-379）”“四日令静治之，治之可十日已，它如前。（13-380）”从中可知，医静是奉命为诊病，所患病是右足痛，治病时长约十日，并且病愈不复发，病愈后医静还曾回访患者，可见此次治疗确实取得很好效果。

　　医静除了奉命诊疾外，还参与了秦代县级吏员的年终考绩。医静在迁陵县的医疗活动至少持续到秦始皇三十五年，里耶秦简有医静参与该年考核的记录。木牍7-109+7-241：“卅五年迁陵医静所治黔首病者一人，得六十八筭。率之一人得六十八筭”简文直接以“迁陵医静”来指称医静的身份，说明医静为迁陵县的官医无疑。此外，我们从简文获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是，秦代畴医的考核以得“筭”多少定优劣，而治愈一人当六十八筭，足见畴医考课的根本依据是治愈患者数量。治疗效果在秦代官医的职业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也与《周礼》关于医者以治疗效果定食禄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医静三十五年的考绩之中，其所治愈的对象是黔首，而不是官吏，这一点也揭示了秦代病方和医疗的若干特质。

　　再看出土里耶秦简中的医方，我们似可推测，它们是随畴医一起下至郡县的官方医疗文本。这批病方经过精心整理，且完整的病方文本数量较多，这些都揭示，里耶秦简病方恐不是私人所能搜集的。如上文所述，这批病方应属于秦代官方医疗文本。医静在迁陵县的医疗活动可能参阅或者使用过这批病方。

　　里耶秦简病方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影响了汉代病方。对几批出土病方文献进行比较，可知里耶秦简病方、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天回汉墓《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以及北大秦简病方之间存在传承关系。里耶秦简病方的官属性质以及它在文本上的特点，使其成为秦代乃至秦汉病方的标准文本。讨论秦汉病方，应从里耶秦简病方出发或以其为参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秦汉医疗社会史研究”（25BZS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