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从开眼看世界回归品味世界》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贡华南撰著的《中国哲学的味道》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书分别是《味道哲学》《味觉思想》。该书反思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原因及后果，认为科学的图像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加速了生活世界的同质化。由此，他呼吁“从开眼看世界回归品味世界”。品味世界让自我向世界敞开，进而领会自然与生活之美。

　《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从开眼看世界回归品味世界》

　　贡华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12月版

　　视觉活动往往通过拉开距离控制世界，“品味活动则使人与物一直处在交互感应关系之中，两者始终保持在平等、亲密的一体之中、相互应和。感应并不需要一直开眼看世界，尤其不需要纯粹的看”。味觉思想则以感应原理通过体味、玩味、回味等活动，促进了人与物的亲密关系，并以阴阳、刚柔之体表达相互感应这种双向认知方式，从而促进生活世界的丰富性。

　　人情与物情

　　针对西方美学移情说与抽象说偏重主体与客体分离或者单向统一，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交互感应作用。《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从万物一体角度来说，人的情感并非源自先天独立自足，而是感于外物所生，它代表了一种双向给予机制。由此表明，中国哲学所论之情，既非独立主体对外物的移情，也非客体的抽象冲动。

　　为何中国哲学能够确立人与物相感而有情？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并未简单将自然和万物视为人的理性直观的对象，而是在万物一体的意义上将自然视为与人有着同等的伦理意义。这一点与西方科学文化的世界观似有不同，如舍勒认为科学知识包含着对“世界的怨恨”。这种怨恨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它强化了理性主体对自然客体的规范与控制。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情同时包含人情与物情，二者均与他者处于交感状态中，并表现出所谓的感应性。这表明人情与物情并不独立自足，而是两情相契、相互感应。

　　情之感应是通往他人、他物乃至天地的重要途径。拒绝相互感应，停留在自身之内无法通达他者，更无法了解相感万物之真实存在。拒绝相互感应就停留于自我之心，也就是私心，而难以通达圣人所用之心。在儒家那里，表现为孔子的“四毋”之说；而在道家看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拒绝感应的私心私意也表现在以仁义之名挟持他者和万物，而惹来是非之争，由此也就无法体会物情与人情。

　　朱子曰：“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感应之所以能通人情与物情，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情与人情在宇宙论与本体论上彼此相通。结合《说文解字》，从中国哲学的气论来看，阴阳二气构成人与万物的性与情，阳气为性、阴气为情。人与物的感与应，在阴阳二气之间促成彼此性情相通。

　　味觉思维与交感

　　“味觉思维”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诗论和文论之中，由此构成了中国特殊的人文方法论。就味觉思维而言，人情与物情源于人的感官与外物相互感应的化学作用。正如作者所说，“人情参与物情而知‘味’，人得物情而称作‘得味’。实际上，‘味’是人情、物情之‘合’”。正如玩味诗画一样，欣赏者与诗画相互吸引、彼此交融，这种吸引与交融正是味觉思维的典型表现，它将玩味与意味通过人与物的相互感应与情景交融展现开来。

　　汉代建立的天人感应思想强调感应之间的单向关系，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以听者与音声的双向奔赴为主要特征，强调声与人的相互交感，这也让他从听觉优先趋向味觉思想。简言之，声之哀乐并不直接反映人心，而是有着自然独立的意义。一方面，心声并非“为一”，它破除了汉代乐教的理论基础，反映了嵇康在儒道之间倾向于道法自然的道家，从而承认了声音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嵇康通过破“心为声变”，表明哀乐只是闻声的心之所发，声音作为完全的物理现象，只是与心相应时才使人有感。儒家崇尚听觉思想，如“治世之音安以乐”。汉魏时期儒家以“闻声知情”“闻声知政”说鼓吹名教，而嵇康以“言不足以证心”作类比，表明音声与心并非“为一”，而是“心感于和”，心的哀乐与音声相感由隐而显。这就以味觉思想动摇了以声音为命名基础的名教根基，也让声音与人心通过相互感应建立了新的关系，人情与物情得以相互通达。

　　强调“感”必然导致实践优先于观念。“感”的实践，追求感觉与理性的统一。如《道德经》所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知返”就是不追求“纯客观”，不追求脱离人的存在的对象自身。“感”在近代中国学人的语境里也因此导致直观与直觉概念的微妙差异，“直观是视觉活动，直接地看；直觉是整个人的感，是直接感觉到；就两者形而上层面看，直观的形而上层面即理智的看（心眼的看）；直觉的形而上层面即形而上心灵的感”。由此可见，感悟不是直观，而是直觉，是综合了经验感受与理性认识的“感”。从这种综合意义上看，作者对言、书、象、意能否及如何传达“感”，作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

　　自然重建与天人共美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化历程，一方面，科学观念逐渐主导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对中国哲学自然观念的祛魅，使得自然与人相互分离，并让自然失去安定人心的价值意味。金岳霖在《道、自然与人》中重新思考了中国哲学传统认识论的当代价值，这就是自然与人合一的问题。在该书作者看来，“消化、超越科学，回到自然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家普遍的追求”。这一问题也在方东美、贺麟、冯契等人的思想中占据关键位置。这些超越西方科学的追求，旨在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重建天人共美的生活世界。

　　金岳霖以自然的神性为依据，将自然确立为人的价值来源，由此从具体的“所与”赋予人相应的意味。这个意味既是万物本身所具的客观内容，也是人的感官的主观所感，由此，具体的形而上成就自然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金岳霖以物的作用与官觉者的反应来规定“意味”，这种意味存在于物作用于人、人迎接物的相遇与彼此接受之中。换句话说，意味源自“迎接—赠予”。正如意象以具体特殊的内容引起人的情感与回味，这也正是意味的感应作用。

　　伴随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中国传统感受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诸如天人合一）遭到质疑。如何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成为味觉思想的运思方向。作者在该书最后提出，当前味觉思想的任务即在于重塑日常生活世界，自觉消除视觉思维在人与世界之间设置的“时空间离”，避免直接可感的“味”被图像化异化。味觉思想试图在西方科学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正视人与自然相疏离的突出问题，以味觉活动方式回应科学时代的自然问题，并重建天人共美的生活世界。

　　（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