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欧亚大陆主要国家与地区均已形成以都城为核心、联结周边城市和乡村，具有重要经济功能、辐射范围较广的经济圈。如小亚细亚环地中海经济圈、两河中亚经济圈、印度东南亚经济圈，以及中国北方中原经济圈和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圈。这些经济圈的物资和人口流动乃至局部矛盾冲突，推动了欧亚大陆跨区域长途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往研究忽视了江南经济圈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江南经济圈影响广泛，其贸易范围北至黄河中下游，南抵东南亚与南海海域，东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西到河湟谷地并延伸到中亚、西亚，与世界各大经济圈都有密切贸易往来。
域外贸易是江南经济圈运转内在要求
六朝江南经济圈，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以都城建康为中心的吴会之地，大致以今环太湖流域—杭州湾为核心，是涵盖皖南、苏南、浙东地区的物资贸易流通网。据张剑光研究，六朝时期，建康人口最高峰近百万人，而同时期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人口最高峰为50万人，可见，当时的建康堪称世界级大都市。作为世界级大都市，建康的物资消费与商品交易规模较大，在其周边兴起诸多具有一定规模、链接地域甚广、交易物资多样的商业城市，共同支撑建康的经济运转。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京口（今镇江），“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宣城（今安徽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东部）、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今浙江金华）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以往研究多将江南经济圈的快速发展，归因于东汉魏晋时期为躲避北方战乱大量南下的流民及其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但流民在增加江南劳动力的同时，也加剧了江南耕地、粮食等经济资源的紧张局面。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足够的生产工具和物资作为保障，江南低洼地带变成耕地并非易事。北方分配土地给流民实行小农编户制，从而增加赋役收入、构建强大皇权的模式无法在江南推行。在皇权弱势的背景下，六朝要将流民及先进农业技术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需要利用豪强大土地所有制吸纳流民，开放山林川泽以获得更多自然资源，通过商业将大土地所有制的众多产品、山林川泽所蕴藏的自然资源商品化，实现规模化收益。因此，具有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功能的屯、传、邸、冶等与商业活动的联系日益紧密。商业发展需要广阔市场和多层次贸易对象，六朝统治区内商业贸易范围有限，与中原经济圈的贸易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江南经济圈需要进一步拓展到域外，通过贸易获取香料等高利润商品和贵金属。
与印度东南亚经济圈联系紧密
公元1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主导的环地中海经济圈与印度东南亚经济圈有着密切的远洋贸易关系。希腊商人撰写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志》记载了从埃及红海至婆卢羯车（今印度布罗奇）等印度东西海岸贸易港口的航线，以及香料、贵金属、矿产、药品、珠宝、丝织品等进出口商品。部分商品在汉代已通过南海贸易，由交广（今越南北部和中国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登陆后北上进入中原地区。
由于南北对峙，利润丰厚的南海贸易为六朝政权和江南经济圈独享。东南亚诸国在印度洋和南海贸易中居于枢纽地位，六朝非常重视发展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对依靠印度洋和南海贸易立国的东南亚诸国而言，六朝是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江南经济圈的丝绸、盐、布匹、农具、瓷器、茶叶、瓦器、铜铁、酒糖、纸张等手工业品，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商品。因此，东南亚诸国有与六朝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愿望。《梁书·诸夷传序》和《资治通鉴》记载，东吴在控制交广后，派遣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至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诸国“南宣威命”。此后，扶南、林邑（越南中南部）、堂明（老挝）等国纷纷遣使朝贡东吴，双方的交往日益频繁。
六朝政权与东南亚诸国的朝贡关系确立后，扶南、印度船队得以直接驶入长江流域，到达建康、江陵等大都市。如《宋书·五行志》记载，“（建康）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开元释教录·佛驮跋陀罗传》记载，印度商船航行于建康、江陵等长江流域各大口岸。江南经济圈与扶南、林邑、印度商人的贸易本质上与印度洋贸易相同，虽有易货贸易形式，但大量使用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是这一贸易的基本规则。这为江南经济圈带来大量金银贵金属，成为缺少贵金属矿藏的六朝能在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使用金属货币的重要原因。此外，扶南、林邑等东南亚国家举国奉佛，东南亚印度僧侣在与江南经济圈的贸易中充当领队乃至组织者的角色。这使江南经济圈与东南亚诸国贸易带有很强的佛教色彩，贸易商品中佛教用品占相当比重，这种贸易形式被日本学者河上麻由子称为“佛教式朝贡”，也成为六朝佛教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欧亚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尽管大量贵金属和香料等物资经西域、中亚流入中原经济圈，但印度洋—南海海路的航运便捷性和贸易规模远超陆路，加之北方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使江南经济圈逐渐成为欧亚大陆东部的物资贸易中心。《宋书·孔琳之传·史臣曰》记载，“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与巴蜀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日本，都与江南经济圈有香料、琉璃、矿物、明珠翠羽等异域物资和奢侈品贸易。
六朝使团、商贾和僧侣频繁穿行于欧亚大陆东部海洋和内陆之间。如《宋书·林邑传》记载，元嘉二十六年（449），刘宋遣使渡海访问爪哇、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诃罗单、媻皇、媻达三国。刘宋、南齐与漠北柔然有频繁的使臣往来。《阚氏高昌永康九年至永康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中，有吴客（江南商人）在西域丝路重镇高昌（今吐鲁番）借马出使柔然的记载。官方和私人商团在东南亚和西域内陆贸易中非常活跃，也为六朝高僧跟随商船商队西行求法，返回江南弘法提供了便利。
六朝人口、军事及经济实力不如北朝，但依靠江南经济圈与印度洋、东南亚、东北亚海洋贸易获得的海量财富，掌握了欧亚大陆东部贸易的主动权。与印度洋、东南亚相连的两河中亚经济圈和小亚细亚环地中海经济圈，也逐步联结了江南经济圈。其中，波斯和嚈哒及其周边依附国，纷纷效仿印度东南亚诸国，通过陆路、海路同江南经济圈建立联系。梁元帝《职贡图》记载，它们的使臣尊称萧梁皇帝为“天子”“扬州天子”“日出之处大国圣主”，萧梁为“东方大地”。《梁书·波斯传》记载，中大通二年（530），波斯受南海诸国影响，遣使奉表献佛牙。波斯既是拜占庭的军事对手，也是其贸易竞争者。据普罗柯比《战史》和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记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曾积极开辟通往印度和中国（秦尼扎）的贸易路线，以期在欧亚贸易体系中居于有利地位，但在波斯阻挠下没有成功。
六朝江南经济圈是中古中国从江南经东南亚，联结印度洋贸易体系，并对小亚细亚环地中海经济圈、两河中亚经济圈产生影响的世界性经济圈。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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