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之前，对乐府徒诗的界定与编纂范式主要呈现在《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玉台新咏》《艺文类聚》《乐府古题要解》这几部重要的总集和文献中。通过梳理其编纂理路与核心文本，可以观察到“乐府”这一定义在六朝、隋唐之间如何延展，且逐渐与徒诗交错的趋势。它们的编纂思路，为后世宋人梳理数量巨大、体式繁多、题材也大为延展的文人拟乐府提供了一些范式雏形。

　　汉晋以来，文人拟乐府的创作大多取法于古题本事，在同一古题的拟作中，不同时代的作者容易使用相似的核心意象，形成层累书写，这种层累书写反过来又会强化特定题名的主旨。此外，南朝时，宫体诗与宴乐曲辞盛行，这种文学风气的推动，格外强化了女性题材在乐府文学中的地位。

　　以《文选》收录的汉晋乐府诸题旨趣而言，《饮马长城窟行》《伤歌行》《燕歌行》伤离别，《怨歌行》《王明君词》抒怨情，《苦寒行》《从军行》写征途，《箜篌引》叙宴乐，《美女篇》《日出东南隅行》述美人情志，《名都篇》绘都市繁华，《白马篇》发少年意气，《猛虎行》《君子行》立君子志节。《长歌行》《短歌行》《善哉行》《豫章行》皆言人寿不久，当及时行乐，或自强不息，等等。

　　《玉台新咏》的收录则重在艳体，大多为相思、怨情、别离等题材，无需赘列，其中不乏贵家生活的描绘，部分诗篇也兼及少年冶游与都市繁华等题材。这些都为后世宋人总结乐府题材奠定了基础。

　　衍题的出现，一方面源自历代文人对古乐府与古诗中部分意象、诗句等元素的层累接受；另一方面，三曹、陆机之类前代著名文人，在拟乐府时颇多自出机杼，或变更题名，或另立题材。当他们的作品成为后人的效法对象时，便会在同一题名下形成不同的书写传统。令编纂者在面对题名、旨趣相似的篇章时，需要厘清其发生的脉络。

　　如《班婕妤》题并非汉晋相和歌古题，题名之立始自陆机，江淹《杂诗》三十首中有同题拟作。《文选》未收录陆机之作，但江淹之作已经被归入杂拟类。而《玉台新咏》将班婕妤之作录为《怨诗》，又将江淹《班婕妤》从《杂体》三十首中拆出，单列一题，且收录孔翁归《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何思澄《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徐悱妻刘氏《和婕妤怨》等。这种编纂态度，虽未明确梳理这一题名的书写流变，但事实上已经根据相同的本事，将相关题名一概纳入乐府传统之中。

　　《艺文类聚》将班婕妤之作录为《怨歌行》，将江淹之作录为《拟班婕妤咏扇》，傅玄《怨诗》、沈约《怨歌行》也被纳入这一传统下，进一步归并相关题名；但是曹植《怨歌行》与上述题名并列，则与题材无关。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区分了班婕妤原诗被纳入《怨歌行》题名的可能性，以及纯粹由班婕妤故事所生发的《婕妤怨》两个题名传统，将《怨歌行》列入乐府杂题类，《婕妤怨》则不见分类，仅与《长门怨》《铜雀台》等涉及汉代故事的题名并列。这种区分，将题名和本事的源流予以进一步细化。

　　《文选》极其严格地划清乐府和古诗的界限，在面对汉晋诗歌传统时，《玉台新咏》也仍秉承《文选》的思路，对一部分古诗和古乐府加以区分。如《上山采蘼芜》《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等，《玉台新咏》收录为古诗；《日出东南隅行》《相逢狭路间》《陇西行》《双白鹄》等，《玉台新咏》收录为古乐府。此外如《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等，《玉台新咏》收录为枚乘《杂诗》，对作者的判别虽然有误，但肯定了此类诗歌文人杂诗的性质。

　　《玉台新咏》中收录了不少以五言诗句作为题名的篇章，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杂列于古诗传统的《拟西北有高楼》《拟东城高且长》等题名之间，刘铄《代青青河畔草》，同样杂列于《代行行重行行》《代明月何皎皎》等题名之间，这本身就模糊了拟乐府与拟古诗的界限。此外，魏晋之际的部分文人诗实际上具备入乐功能，如曹植《杂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入《怨诗行》曲演唱，如果考量其音乐传统，则可视为乐府，这也是乐府和古诗开始交汇的一种现象。

　　吴相洲认为，本事是和乐府曲调相关的故事，记录可能不完整，或仅有只言片语，但必定具有故事性。在现存乐府文献中，本事这一概念应当始自吴兢，他批评南朝至唐人拟乐府“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因而需要考辨古题旨趣，以正其源。

　　但是并非所有古题都具有本事。《文选》所涉及的乐府核心题名，大多根据歌辞内容、乐歌类别、乐器种类等命题，如《饮马长城窟行》《门有车马客行》《猛虎行》是以歌辞内容命题，《伤歌行》《燕歌行》是以乐歌类别命题，《箜篌引》是以乐器种类命题。至于《玉台新咏》，由于收录题名中存在大量新兴的曲题，也可视作以乐歌类别来命题。

　　《玉台新咏》《艺文类聚》与《乐府古题要解》都对叙事性的诗歌或者具备本事的题名加以更多关注。《玉台新咏》在收录文人诗时，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故事特质的诗篇，甚至一些诗题本身就属于叙事性题名。如《玉台新咏》收录的阮籍《咏怀》诸篇，“二妃游江滨，逍遥从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与“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二首，都是对前代故事或者史事的直接书写。曹丕《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及《清河作》，则是目睹夫妇别离的即事之作。《艺文类聚》在收录归并前代乐府时，倾向于保留其旧有题名，如《赋得有所思行》《效曹子建白马篇》《代陈王白马篇》《赋得乌夜啼诗》《和平凉公观赵郡王妓》等。这部分诗题也具备一定叙事性。

　　这些叙事性篇题与乐府杂列，也使后人在接受南朝乐府时，更多关注女性题材的叙事，并且将部分叙事性完备、故事别具特色的徒诗增入乐府编纂。如《文苑英华》将《湘妃怨》《长信宫》《铜雀妓》《宛转歌》等题均列为乐府，又收录《西宫秋怨》《长干行》等代言叙事的篇章；《玉台新咏》所录《羽林郎》《董娇饶》《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等本不具备音乐源流的篇章，也都被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

　　综上所述，在历代文人乐府诗的层累书写中，一方面，旧题逐渐流变，衍生出新的题名和题材；另一方面，一部分文人拟乐府与古诗的风格逐渐交错，这都令宋人在总结和编纂前代的乐府徒诗时，需要在音乐功能之外延展或者重构其格局，以厘清乐府和其他诗体的界限。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