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录类文献作为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古人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图籍，专门记载某物之产地、形态、类别与特性，并附有插图以直观展示所记内容。正如郑樵《通志》所言：“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总体来看，此类文献通过图画与文字的结合，不仅对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博物知识有着详细记录，同时还对古人的饮食文化和日用器物等进行了直观的刻画和展示，为传统工艺传承创新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文化价值。

　　从发展历程看，谱录的出现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体文献密切相关，至魏晋之后逐渐衍生出专门记物的谱录类著作。南朝戴凯之的《竹谱》、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以及虞荔的《鼎录》等，即为此类著作。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类著作在书目分类中的归属并不明确，被当作杂书长期置于小说家类或杂艺术类之中，如陆羽的《茶经》就被收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子部的小说家类。直至宋代谱录类著作日渐繁盛，尤袤在其编撰的《遂初堂书目》中专设“谱录”一门，用于收录那些按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而成的专门记物之书，才为谱录类著作谋得一席之地。清代所修《四库全书》基本沿袭了这一分类方法，在子部之下专设谱录类，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并将其细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和“草木鸟兽虫鱼”三个小类，体现出古人对于谱录类著作所记事物性质的分类认知更趋完善。

　　作为古人智慧的结晶，谱录类文献所记事物种类十分广泛，涵盖动植物、饮食文化、日用器物等诸多领域，承载着极其丰富的科技思想与科学文化内涵，显示出古人对自然及社会的广泛观察和深入理解。从内容来源看，这些知识大多来自古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多具实用性，且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工具书的功能，是古人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它们直观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不仅为当时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指导，也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古代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生活场景提供了重要途径。

　　谱录类文献中记录了丰富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为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工艺也多以谱录的形式记载并得以流传，如宋代朱肱的《北山酒经》、王灼的《糖霜谱》等。《北山酒经》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制曲工艺的酒类专著，书中记录了隋唐至北宋时期部分地区的13种制曲工艺，还介绍了酒在压榨过程中采用的防止酸败和成品酒的热杀菌技巧，具有极高的科技史料价值。《糖霜谱》则详细记录了北宋时期的种蔗方法、制糖器具、糖霜制法以及糖霜的功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蔗糖及冰糖制造工艺的科技专著。据《糖霜谱》记载，北宋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专门制造糖霜（冰糖）的糖业作坊，标志着当时制糖技术的高度成熟。同时，制糖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更丰富的饮食文化，使得糖霜在宴席、节庆及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苏轼就曾写下“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的诗句，反映了宋代制糖业的发达以及糖霜在宋代饮食文化中的普及。

　　此外，自然博物知识也是谱录类文献记录的主要内容。在流传至今的谱录类文献中，记载了大量与动植物相关的自然博物知识，涉及果木、花卉、鱼虫、禽兽等不同领域，其中尤以花卉等植物专谱的记载最为丰富。唐五代时期，就有《百花谱》《花经》等花卉类谱录问世，贾耽在《百花谱》中对近百种常见花卉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与评判，赋予花卉各种“花语”，并将海棠喻为“花中神仙”，“海棠”一词最早便出于此书。及至宋代，针对各种植物的专门类谱录更是层出不穷，如陈翥的《桐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陈思的《海棠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以及王观的《扬州芍药谱》等。

　　与以往的草木谱录不同，宋代的植物类谱录不仅卷帙繁复、蔚为大观，而且更加注重亲身实践和植物知识获取的真实性，蕴含着“格物穷理”的理学旨趣。例如，陈翥就在《桐谱》一书中记载了他在家后西山之南种植百余株桐树的经历，正是在亲自培育和躬身实践的过程中，他才熟练掌握了泡桐的栽培技术。此书不仅详细记录了泡桐的种植方法、生长条件以及主要用途，还对泡桐的根、茎、叶、花、果、种子的形态作了细致的观察，展示了科学观察在农业种植中的实际应用。在《扬州芍药谱》一书中，王观也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对刘攽的《芍药谱》进行鉴别，并从花色和花形两方面入手，增加了他新见的8种芍药花品，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分类方法。总的来看，在这种植物类谱录中，宋人不仅对各类植物的品种、源流和地方风俗有着详细记载，还通过躬耕实践、亲身观察等方式考察植物性状及其培育过程，对前人著述中的不同记载加以鉴别，进一步提升了谱录内容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谱录类文献承载着古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智慧，是我国古代科技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谱录类文献中记载了大量传统手工技艺和自然博物知识，生动体现了古人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掌握的工艺技术特点和认知水平，涉及物理、化学、生物、酿造、农作、园艺、兵器、饲养等诸多领域，是新时期研究传统工艺和推进传统工艺传承创新的重要史料依据。另一方面，谱录类文献中还蕴含着古人朴素的科技思想，如古人在认识自然现象和技术实践中形成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观念、思想及认识。朱肱在《北山酒经》中就曾借用“五行”学说解释谷物转变成酒的过程，构建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传统发酵理论。可见，谱录类文献不仅记载了古人采集、加工天然材料的过程，同时也蕴含着对万物的情感和直观认知。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古人将自然哲学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智慧。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谱录类文献是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阶段，亟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进一步加强对谱录类文献中蕴含的科学观念、思想及认识的深入挖掘与整理。一是要加强版本整理与数字化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对一些珍稀谱录类文献的搜集，形成类别清晰、主题明确的谱录类文献体系，并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文献的可访问性，使研究人员和公众能够方便地查阅和利用相关资料。二是要加强对谱录类文献中蕴含的传统工艺和科学知识的挖掘，深入考察传统工匠精神背后的高超技法与工艺水平，激励现代工艺的创新与提升。三是要加强谱录类文献的展示和宣传，通过社交媒体、展览、工作坊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向全社会传递谱录类文献与传统工艺的价值，增强公众对这一文化遗产的认同感，提升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古籍子部谱录类科技思想的收集整理及其现代价值研究”（23VJXT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