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农村的一个夏夜，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村中步道散步时，偶遇与她家有“世仇”的妇女。老太太和妇女拉起家常，得知那个妇女的儿子单身后，提到自己弟弟的孙女也单身，两人说定让两个孩子相亲。老太太正为侄孙女发愁，因为女孩一年前从家人安排好的工作中裸辞，多次相亲都兴趣寥寥，一度闭门不出。谁知女孩对男孩一见钟情，两个月后结婚。婚礼在中午和晚上各设一场，在女孩家主场时，女孩表叔悄悄和笔者嘀咕，他绝对不会参加晚上那一场：“我中午来是给我侄女面子，我不理解姑姑怎么把她介绍给我们的‘仇人’。”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婚姻实践重新协调了“爱情”与“家长”这两个长期处于动态消长关系的概念，提示我们重新理解相亲这一“传统”择偶形式。自五四运动以来，爱情一路高歌猛进，通过反叛家长制约歌颂自主美德，逐步确立其在婚姻中的正当性。然而，近年来，相亲重新进入婚姻实践，似有重返传统的趋势。2022—2025年，笔者对温州地区展开有关家庭变迁议题的田野调查，对40位25—80岁人群进行口述史访谈，尝试从这些鲜活的记忆叙事与当下实践中理解当代婚姻中个体与家庭的关系。

　　相亲中爱情的有限自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温州资源匮乏与生计主导的情境中，婚姻与家庭首先服从于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需要，个体生活深度内嵌于家庭结构之中。这不仅强化了家庭权威，也相对限制了青年在公共空间中的交往机会。20世纪60年代初结婚的萍芬（化名）提到，她少女时常在忙碌一天后在煤油灯下看“英雄儿女”的系列连环画，也思慕着同村的知识青年。当父亲为其指定婚姻对象时，她虽无好感，却仍然顺从接受，如今也已互相扶持六十余年。在那个年代，爱情可以被想象，但个体的情感自主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婚姻选择。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自主择偶与情感表达的空间逐渐增大，相亲开始流行起来。其主要呈现两种形式：一种是年轻人在父母与亲友推荐的有限人选中“相看”，依据眼缘等标准作出判断；另一种是年轻男性通过媒人向心仪女性“说亲”，在传统婚姻的形式之下实现个人情感的选择。缘分也好，爱情也罢，相亲都在父母主导的婚姻传统中，为个体提供了有限的自主空间。因而，相亲并非对包办婚姻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有限自主的婚姻实践：个体获得了依据两性的交往、相处的感受来择偶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选择发生在由家庭关系与传统性别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

　　爱情与相亲略显冲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对“真爱”的追求被赋予很高地位，有“真爱”成为许多人婚姻选择的重要依据。当“为爱结婚”日益被视为理所当然，传统的相亲模式便逐渐式微。这一转变，也使择偶逻辑从传统单一的相亲，逐步过渡到多种理由并存且彼此可能相互冲突的新阶段。

　　当“真爱”成为独立的结婚理由时，温州出现大量青年为爱反抗家长意愿的现象。一位出生于城区的“70后”女性，父母因为其男友来自山区而反对他们结婚，后来甚至与她断绝关系。她颇为动情地说：“在我结婚那天，我父母都没有来，我那天晚上对我丈夫说，我只有你一个了。”在这一时期，对“真爱”的追求成为反对传统家长权威的主要理由。但是，反抗失败的仍是多数。许多人虽在父母反对下维持“地下”恋爱，但最终因现实压力而分手，转而接受“门当户对”的相亲安排。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语境中，相亲被视为缺乏情感基础的次优选择。

　　随着“真爱”价值的放大，相亲不再是情感实践的主要路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真爱”形成对立。“真爱”强调个体情感的优先性和个体的自主性，代表浪漫憧憬和意志自由；相亲则内嵌于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中，体现了家长权威和务实的经济考量。由此，“爱情”和“面包”成为并行的两个正当性来源，对择偶施加持续影响。

　　代际合力的理性相亲

　　当下，相亲的再流行反映了代际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在笔者所访谈的“95后”青年与其父辈中，多数人认为门当户对的相亲为幸福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爱情不再独立于务实逻辑之外，转而成为务实逻辑中被权衡考量的选项之一。例如，如果青年与其恋人有感情基础，那么其他条件可以放宽；相反，“如果感情没那么牢，则没必要这么辛苦”。在父代与子代互为一体的认识中，父母对婚姻的务实观点往往被父母视为对子女的持续保护而非控制。相应地，子女也倾向于在父母认可的范围内作出选择。这一时期的相亲体现了代际关系的转变，父辈不再只是依循传统家长权威行事，而成为为家庭进行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的参与者。

　　这一转变与青年的现实处境有关。首先，在竞争加剧与生活节奏加快的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因为高强度工作、学业和不稳定状态而缺乏与他人恋爱的时间与精力；其次，婚姻不稳定案例与情感受挫经验的传播，使不少年轻人将婚姻理解为需要理性评估的决策对象。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与情感消费市场的兴起，重塑了亲密关系的实践模式。在竞争压力催生效率理性、风险感知催生省思理性、媒介与消费文化催生消费理性中，相亲为青年提供了一种由家庭与熟人网络帮助筛选过的、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或者说是产生爱情的机会。

　　这一转变亦与女性在家庭成员中的位置变化有关。伴随生育政策所塑造的掌上明珠式的亲子经验，以及普遍存在的女儿养老等实践，女儿与父母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经济与情感联结。由此，婚姻被重新界定，它不再意味着女性从娘家进入婆家，而是转变为两个家庭之间持续互动与资源安排的关系形式。在这一情境下，相亲日益表现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平等决策逻辑。婚姻既可以是以情感为中心的结合，也可以是以对等性为核心的协商。男女双方以相似的家庭身份进入婚姻选择中，门当户对亦不再仅指经济条件的匹配，而扩展至家庭关系模式、生活方式乃至情感表达方式的相容。例如，有独生女的父母表示，如果男方父母爱吵架、男方的母亲过于强势，再好的物质条件他们也不会考虑。对等性的追求将个体的情感体验置于更核心的位置，意味着择偶条件细化为一种以青年个体福祉为导向的多维考虑。

　　上述相亲的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时代语境中爱情与家庭关系如何被不断重组的过程。如今，婚姻日益成为两个家庭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制度性安排。从这一意义上说，相亲的回潮源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家庭结构与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协调了代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当代中国亲密关系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