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安春捺钵遗址群位于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的花敖泡东南岸和查干湖西南岸，由后鸣字区、腾字区、藏字区、地字区组成。该遗址群位于湖泊的边缘，以断续分布的土台为主要遗迹，每个遗址大约包括数百座。乾安春捺钵遗址群于2009年“三普”调查时被发现，2013年被纳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3年至2016年对该遗址群中面积较大的后鸣字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定该遗址为辽金时期的春捺钵遗址。

　　后鸣字区遗址坐落于花敖泡古湖底。该古湖曾为大型蚌形水体，原古湖岸高出湖底8米至10米，如今湖面已萎缩，仅分布于古湖底的西北部区域。该遗址所在的古湖底为盐碱地，低洼处丰水期为沼泽，呈现草甸景观。后鸣字区遗址范围内存在927座土台，分布面积约4.7平方公里。根据土台的分布疏密程度，可将这一遗址分为东、中、西、南四区，考古工作者在中区东北部发现一个院落址。

　　土台发掘情况

　　后鸣字区遗址的土台形状多样，以椭圆形、长条形为主。其规格大致为长10—50米、宽10—20米、高1.5—2.5米，面积在10—3500平方米之间不等。其中，500平方米以下的土台占比最高，约达总数的74%。土台分布的规律性不强，整体呈扇形分布，中心密集聚拢，两侧稀疏拱卫。从分布组合情况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环状组合，中心高大的土台周围环列一周较低矮的小土台。二是直线式组合，几个规模大小相似的土台呈直线排列。

　　后鸣字区遗址已发掘土台15座，根据土台堆积及遗存构成，可分为四种类型：A型土台遗存较少，中下部地层堆积经夯实呈大致水平分布。如B017-1各层均为较硬的夯土，最底层发现一个灶址，各层发现少许辽金时期陶瓷片。B型土台内包含大量遗存，土台早期堆积为长期踩踏形成的水平致密活动面，多分布一层炭灰、烧土颗粒。如B089-3各层均出土大量陶瓷片、动物骨骼等遗物，底层出土辽代篦纹陶片。C型土台中遗存较少，土质疏松，人类活动痕迹少。如B092-4各层仅发现少许辽金时期陶瓷片。D型土台内可见人类活动遗存，地层堆积整体呈坡状。如B103-7地层呈坡状堆积，土台西南角发现铁匠炉遗迹，且存在较多铁炼渣。可见，后鸣字区遗址中不同类型的土台承担不同功能。

　　根据土台的构成情况可将后鸣字区遗址分为辽、金两期。第一期为辽代中晚期，是土台的初步形成期。这一期土台较低矮，遗存包括一些灶址、灰坑，少量篦纹陶片、绿釉瓷片、凹底陶盆、陶壶等器物。其中细密篦点纹陶片是典型的契丹遗物，可以确定土台始于辽代中晚期，并与契丹族群有关。第二期为金代，是土台的最终成形期。这一期形成了高大的土台，遗存多位于土台中上部。如T13⑤—⑦层的遗存较多，包括火炕、灶、灰坑等遗迹，大量涩圈粗白瓷碗、定窑白瓷和卷沿灰陶器，少量钧瓷、耀州窑瓷器，并发现较多北宋铜钱、大量鱼骨蚌壳。后鸣字区遗址在金代仍被使用，最终形成现今可见的各类土台。

　　院落址位于后鸣字区遗址中区东北部，大致呈方形，周长426米，方向南偏东18°，由院墙、围沟、2个台基式建筑、2个帐篷遗迹等组成，院墙东、南、西三面有门。院墙就地取土堆筑而成，取土坑形成围沟，推测院墙与围沟应起到阻挡和排水的作用，不具有军事防御功能。

　　院落内西南部发现两个台基式建筑（J1、J2），J1位于J2的北部约15米，两者方向均为南偏东7°，J1台基起建层位高于J2台基0.21米。J1台基平面呈“凸”字形，东西长8.8米，南北宽7.8米。其建筑构造特征为四檐柱下设有连磉，台明采用砖筑工艺，台明外侧有砖铺散水设施，台基南侧正中位置设有甬道。J1出土了佛教造像头像、陶嫔伽、陶凤鸟、吻兽残件、涩圈白瓷器等辽金遗物，废弃年代应在金代。J1出土的瓦当和滴水形式多样、差别甚大，滴水存在从窄向宽的变化过程。结合该台基内使用旧夯窝块的情况，不排除J1有一部分使用了辽代晚期旧建筑构件。J2台基平面呈正方形，边长8.4米至8.72米。台基四周青砖包壁，表面铺砖，台基上残存3个柱础。在J2台基中发现元丰通宝，确认其不早于1078年至1085年。二号建筑台基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兽面瓦当、带状滴水、吻兽、塑像残件、陶瓷器等辽金遗物，未见晚于金代的遗物，故J2应为金代废弃建筑。

　　两座建筑规格相近，位于同一中轴线之上，应为同一时期的建筑，年代在辽末至金代早期。因两座建筑距离院墙过近，显得局促，出入不便，推测其为围墙修建完之后增建的。另外两座建筑的轴向与院落址的中轴线方向不一致，因此可以判断，这两个夯土台基的瓦顶建筑并不是院落设计时的主体建筑。院落址中北部有2个圆形围沟遗迹，经发掘后推测为圆形帐篷的基座，位于院落内中轴线两侧，应该是院落设计时的主体建筑。

　　文献记载印证遗址真相

　　基于对后鸣字区遗址的考古发掘可知，该遗址始于辽代，与契丹人有关。在辽代，此处形成低矮的土台群，至金代逐步增筑为高大土台群，最终于金代晚期废弃。该遗址所在的古湖底为草原和沼泽环境，比较适合在无雨或少雨的冬春季节大规模居住。该遗址早期未发现定居建筑，只有室外野炊的灶等用火遗迹，推测早期土台是野外生活搭建帐篷的台子，晚期个别土台上发现火炕和帐篷遗迹共存现象，但个别的定居现象与遗址作为大规模的季节性遗址的性质并不冲突。后鸣字区遗址土台数量有九百多座，大型土台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该遗址分布总面积为4.7平方千米，其面积与辽上京相当或略大、与金上京亦相差不多。结合这般庞大的规模来看，该遗址绝非普通的游牧渔猎遗址。

　　北宋苏辙出使辽国时曾目睹辽帝冬捺钵的营地，“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后鸣字区遗址土台上搭建帐篷，能防止潮湿，土台的分布如同繁星，营地帐篷符合“星散依冢阜”的记载。苏辙又言：“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后鸣字区遗址发掘的土台表明地层多而平坦，反复使用，不断增高，与春捺钵季节性营地遗址特点相符。

　　后鸣字区遗址是辽代皇帝春捺钵时建立的营地之一，金代早期被金代皇帝春捺钵沿用。这与金代“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的记载吻合。宋人马扩宣和五年（1123）出使金朝时，于是年三月十一日看到“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金太祖以所获辽天祚帝的捺钵行帐为荣耀，在捺钵行帐中处理政务，那么利用辽代的春捺钵营地进行春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辽代春捺钵期间，臣民捕获的第一只天鹅需敬献给皇帝，文献中“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皇帝得头鹅，荐庙”等记载，表明辽代春捺钵之地应设有用于祭祀的神庙。据此推测，后鸣字区遗址院落址中轴线北部的两个对称帐篷遗迹，可能与这类祭祀神庙存在关联。

　　院落内两个小型建筑上安装鸱吻、凤鸟、嫔伽等脊饰，建筑等级较高，建筑址上没有同期的火炕和灶址，不适合居住，可能与金代捺钵相关。中心区以神庙为中心呈扇形分布，修理匠作分布在西部外围区域。群组内主台子与附属台子有功能差别。临水沼泽湿地环境，庞大的营地有序布局，体现了春捺钵营地的特殊性。

　　春捺钵作为辽金的“行都”，本质上是游牧、渔猎文明对政治空间的创造性重构，也是多元民族碰撞的熔炉。乾安春捺钵遗址群是国内唯一的超大型季节性渔猎遗址，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后鸣字区遗址的发掘，为深化对辽金春捺钵遗址的认识提供了全新资料。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