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文精神浓厚之国，人文精神与经济学的结合，将是中国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创新方向。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科群，人类既然组织成社会，必有其人文精神贯穿其中，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自然也应贯穿相应的人文精神。然而，当代西方经济学走向一个追求数学形式完美、实证分析精确的道路，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证明经济学的科学性。这实际上是一条歧出的道路，也与人类社会真实经济运行不符。

　　以“文化—道德—经济”为解释范式

　　何谓人文？人文就是人的文明化，《易传》在解释《贲》卦时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物质层面的解放，也需要依托人文力量达成精神层面的解放——这正是“人文化成”的要义，亦是“文明以止”的内涵。 

　　为什么经济学要和人文精神结合？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科学。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行为后果有着大量、严谨的理论模型刻画，也有着大量、深入的实证检验，但是对于人的经济动机研究，却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如果说，关于人的经济行为后果的研究只解释人在经济领域“该如何做”的问题，那么，关于人的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可解释人在经济领域“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动机决定行为，正是人的经济行为动机，构成了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最隐秘的力量。 

　　尽管当代主流经济学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分析中仍将人的经济行为动机归为简单的“理性人”假设。这个基本假设存在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这些变量是否完全捕捉到满足个人效用的因素？二是个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三是个体效用实现是否等于社会总福利实现？这三个问题像是西方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使浑身披满了数学和统计盔甲，但其根基处的漏洞却永远存在。 

　　经济行为动机与价值观念有着密切关系，而价值观念又深受文化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行为。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深受所处的文化系统，尤其是文化系统中关于生命认识的观念影响。由生命认识会产生相应的伦理道德观念，由伦理道德观念会产生相应的经济伦理和经济行为。因此，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潜在力量，经济学应该存在“文化—道德—经济”的解释范式。

　　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为总纲

　　如何建立人文经济学的中国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在中华文明发轫之初，中国经典《尚书·大禹谟》即指出治国原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八个字可以直接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总纲。

　　何谓正德？就是以道德为统领。道德有自律道德和他律道德之分，他律道德来自外在约束，如习俗、宗教、舆论等，可以随着时空变移而改变。而自律道德来自自我给自己的立法。在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这种体现自律道德的教诲比比皆是，并且常常点出道德源自对本体世界的认识，践行道德即是回归生命本体，因而儒家言“践仁知天”“学达性天”。中华文化将这种道德要求上升到国家价值观层面，要求为政以德，如中国人熟悉的《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精神并不是基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社会契约，而是源自“大道”，源自对生命内在规律的把握和顺从。 

　　何谓利用？就是发展经济、以利为用。中华文化价值系统具有非常深厚的经济伦理，它内嵌于人的价值观中，已成为人们的自律道德，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持久而强劲的动力。在企业经营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将道德价值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这正是“正德”理念的现代诠释。中华文化推崇的君子型人格是勤俭、好学、深思、诚实、敬业、乐群，流风所及，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人体现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合作意识强等特点，这正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伦理。 

　　何谓厚生？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厚生”这一理念在当代中国的民生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对“厚生”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更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 

　　何谓惟和？就是建立和谐的人间秩序。要达到和谐状态，既要遵循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也要遵循生命或心性的内在规律。为此，一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在经济活动中，既要利用自然资源，也要保护好自然资源，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进行。二是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关系的协调至关重要。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推进，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群，这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三是要实现人的内在和谐。自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均高度重视财富增长，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这导致不少人在逐利过程中，不断处于紧张、焦虑、烦恼的心理状态中。为此，需要处理好义利关系，积极引入道德之水润泽心田。

　　至诚—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背后均有哲学思想贯穿其中，哲学境界的高低决定着这门学科境界的高低、发展潜力和社会功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由功利主义产生广为流行的福利经济学，其方法论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体决策的标准是由消费、闲暇、财富带来的快乐程度的满足。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学科形式规范化，在规范化基础上可进行不断的学术推进和积累。但是，经济学既然研究价值问题，价值理性不应该放在工具理性之前的位置吗？中国哲学讲“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适用于大多数社会科学，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 

　　孙大权在《术语革命》一书中，详细分析“经济学”一词引入中国的情形，在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入“经济学”概念时，严复、梁启超等曾有如何译Economics的讨论，有计学、生计学、财政学、理财学、富国学等选择，之所以最终接受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可与中国传统“经世济民”思想相对接。这岂非晚清先贤们对当时西方经济学说的一种中华文化上的升华？岂非对经济学寄予的一种人文期盼？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中国范式的核心要义，使经济学同时具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这种范式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