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5日，当今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与世长辞了。痛惜之余，也为哈贝马斯的解脱感到欣慰。年迈体弱的他生活在今天是不易的，世界正朝向他期待的反方向发展。德国总统在唁电中说：“我知道，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让他感到压抑和怀疑，尤其是在他精力衰退之际，他依然要求自己反对暴力和不公。”也许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哈贝马斯的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2004年他在接受京都奖时说：“我出生得足够晚，以至于没有犯我父母与老师那代人的罪行；我又出生得足够早，经历了希特勒时代和国家分裂的创伤，因而对纳粹的罪恶有着切身的经验。”哈贝马斯切近的任务是德国文化的民主改造，也自觉地承担了守护启蒙和理性的责任。作为一个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人格和思想无疑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但也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一位虚怀若谷的谦逊学者

　　一位公共领域的思想斗士

　　与德国盛行的精英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从不自命不凡，他将学习作为进步的动力。学习是一个秉承开放的、可错论的态度，通过挫折和失败的反思而进步的过程。虽然对其学术风格褒贬不一，但哈贝马斯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总是吸收和消化一切有用的思想。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从不以折中主义为耻，哪怕是路边的野花，也拿来装点自己的花园。哈贝马斯参加学术活动时，总是认真地倾听，如果有人谈到一本自己没读过的书，他一定会找来读；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在某一场合听他谈到这本书。

　　哈贝马斯既是谦逊的学者，也是好斗的知识分子。他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多姆说：“在逾60年的时间里，作为政论作家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始终在场。”他第一次在媒体上挑起争论，针对的是被许多人敬若神明的海德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德格尔拒绝收回1935年《形而上学导论》讲座中称赞纳粹主义运动的“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的言论。1953年，年轻的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严厉地质问道：“难道澄清过去的责任，让人们铭记历史，不是思想者最重要的责任？”在争论中，哈贝马斯仿佛换了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冲锋陷阵，“尤其在左翼自由派与保守派阵营的思想斗争中，为占领历史遗产解释权高地，哈贝马斯不惜动用一切修辞手段”。哈贝马斯之所以频繁介入公共领域，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仅仅发表文章或出版学术著作，其影响是有限的，只有以激烈的方式挑起争论，才能使问题得到广泛讨论。罗蒂曾区分私人哲学家与公共哲学家，前者关心自己生活的意义，追求思想的特异性，公共哲学家关心社会的不平等和苦难，追求社会正义和公平。哈贝马斯无疑是一位公共哲学家。

　　一位没有明显学徒期的思想家

　　1979年，评论家乔治·利希特海姆谈到，在40岁这个年纪，当许多同行还在痛苦地努力谋求学术上的一席之地时，哈贝马斯就几乎使自己成为整个思想领域的大师了。另一个证明是，在哈贝马斯未满40岁时，托马斯·麦卡锡就写出一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被划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有趣的是，与第一代群星灿烂不同，他几乎是同代人中唯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这固然与他的才华和努力有关，但也与他的理论自主意识有关。他在《我与法兰克福学派》中说：“传统只有经过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生存。我与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正是如此。”正是这种理论的自主意识催生了他思想的早熟，使之成为一位思想巨匠。

　　从一颗种子长出一棵大树

　　马克思把《精神现象学》视作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哈贝马斯思想的诞生地是1963年发表的论文《劳动与互动》。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节形式，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与互动作为知识和人类实践形式的区分可追溯至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也有类似的区分，“黑格尔用从外部自然和从内部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观点，把劳动和互动连接起来。他既不把互动降低为劳动，又不把劳动提高到互动”。谈到马克思，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不了解黑格尔耶拿手稿的情况下，天才地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重新发现了两者的联系。但他认为，马克思把互动归之于劳动，把劳动解释为工具活动，并把工具性活动当成理解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范式，最终取消了这一区分。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新奠基始于劳动与交往的区分，其核心观点是：“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必然趋同于摆脱奴役与歧视，因为劳动与互动之间存在着经验上的联系，但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通俗地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与人的解放属于不同维度，两者并非同步或同轨。哈贝马斯后来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从这颗种子长出的。

　　一位既造铲子又挖金子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虽多产，但其著作往往是十年磨一剑。《交往行为理论》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都是如此。交往行为理论的语言学阐释准备性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交往行为理论》完成于他在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任“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的十年。该书有三个主题：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其次是二元社会观，即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区分，最后是现代性病理学。麦卡锡认为，虽然此书规模庞大，但唯一的实质性主张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前两个理论是他对生活世界殖民化进行诊断和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前两个理论是造铲子，“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则是挖金子。

　　《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由生活世界合理化和系统合理化过程的分化和脱钩驱动的，它们分别是交往理性与目的策略合理性的制度化。生活世界与系统的脱钩对理解社会现代性的转变有其必要性，它们各有优点和局限性。生活世界分为文化、社会（狭义的作为人际关系总和）和自我三个领域，交往行为在此承担着文化传播和更新、行动协调和社会化三种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工具性行动所无法实现的。生活世界有规范上的优势，它的合理化与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现代性理想相联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平等和自由对话来协调的，人类生活就摆脱了外在强制。但是，交往行为代价昂贵且协调作用有限，它无法在民族国家大范围内组织起现代物质生产和行政管理系统。哈贝马斯的“系统”指由劳动分工和交换构成的经济领域和通过权力等级命令构成的行政国家。与韦伯和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态度不同，哈贝马斯并不把市场经济系统和行政权力系统本身视为社会毒瘤。相反，在他看来，它们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生活世界受来自金钱和权力系统的侵蚀和支配，并非历史的宿命，社会合理化模式是可选择的，资本主义是其中的一种有缺陷模式，不能等同于合理化本身。因此，现代性并不必然走向韦伯所说的自由和意义的丧失。

　　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既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解释。哈贝马斯认为，新的社会冲突不是围绕物质资料控制和财富分配的斗争展开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生活世界对系统的侵蚀和控制的反抗。这样，哈贝马斯不仅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远离了社会主义政治传统。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理论存在着盲点和缺点。

　　在《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后十年，哈贝马斯出版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就致力于建构商谈伦理学这一概念工具。商谈伦理学不是一般意义的伦理学，而是一种道德理论，即从道德的公平视角审视利益和权力分配的规范。在这一理论中，他的基本信念是，道德规范与科学真理一样，有其反思和论证的理性形式。商谈伦理学有两个原则：一是可普遍化原则，它要求机会和利益的分配被所有受影响者接受。二是商谈原则，任何受影响的人都应该包括在商谈之中，充分地参与讨论。这两个原则构成哈贝马斯理解人权和法律的合法性标准。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是对西方民主法治国的实质性辩护，在新左派运动退潮后，哈贝马斯日益相信，现代性的病症只能通过行为理论和商谈民主来克服。哈贝马斯强调，在没有宗教的超验力量的后形而上学背景下，只有激进民主才能满足法律和政治的合法化要求。民主的规范理念是自我统治，民主法治国是这一理念的实现形式。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完美的，相反，“从这种长远视角出发，民主法治国不再呈现为一个完成了的结构，而是一项敏感的、易受刺激的、尤其是可错的、需要修正的事业”，但无论如何，它仍有进步的潜能。

　　世界总该变好一点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哈贝马斯理论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不是理论本身使然，而是一种“道德的幸运”。他的理论诞生于西方战后进步时代，其理论和政治方案已不适用于当下这个倒退时代。哈贝马斯的理论有许多可疑之处。生活世界殖民化只强调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横向冲突，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和社会的纵向冲突。他对后民族格局的判断及其世界内政化方案，只考虑到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没有考虑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美国的霸权、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犬儒主义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近年来，哈贝马斯已经部分地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开始强调，如果资本主义系统的任性和专断得不到控制的话，任何社会都是无法合理维持的。在其90岁寿辰的演讲《再论道德与伦理的关系》中，他把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一同作为构建当代思想坐标的重要一环。同样，哈贝马斯也意识到西方传统的局限性。在最后访谈录《事情总该变好点》中，他有了新的期待：“不断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日，从其悠久、伟大和多元的文化深处获得这样一种洞察力，即由一个衰落的西方所留下的、充其量未完成的人权秩序，是一种确实能够诠释、需要继续发展，但理性且属于全人类的政治成就？”

　　面对世界性技术与经济危机和西方政治的普遍倒退，哈氏的晚年是痛苦的。即便如此，他仍然强调：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不能容忍的是变得犬儒。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他仍然坚持其长期以来的信念：“理性在历史中虽然一再被倒退所击退，但从长远来看始终在取得进步。”这一立场的核心是，不否定历史的偶然性和倒退的可能性，但要从人的自由和自律的规范视角对之作出负责的回应。“世界总该变好一点”，是哈氏发出的最后悲鸣。

　　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告别了哈贝马斯，也许我们必须马上上路，开始一段更艰难的思想行程。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