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既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也是文化变革的前沿。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尝试以文化创新和社会实践推动乡村现代化，推动从乡村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文化与社会的整体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改革，又持续推动乡村社会与文化不断转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新时期乡村振兴既要繁荣经济，也要传承文脉；既要建设美丽家园，也要构筑心灵家园；既要在现实世界里守护有形风貌，也要在虚拟空间中传承创新无形文化。

　　“再造家园”：艺术乡建与乡村文化空间转换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种重要文化实践形式，通过艺术介入乡村空间再生成和文化重构，不仅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也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创新路径。艺术乡建通过家园的乡村艺术化表述，将乡村的地理景观、历史文脉与当代审美相结合，重新定义了乡村的空间形态，传递了乡村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观念。

　　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乡村的审美价值，还激发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主体意识，使乡村文化空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的桥梁。“碧山计划”通过修复传统建筑、打造公共艺术空间以及引入文创产业，将一个濒临凋零的传统村落转变为具有文化吸引力的“艺术村”。这种空间重构不仅改善了乡村的物质环境，更是唤醒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使乡村重新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艺术乡建通过文化生产与社区营造，重构了乡村的社会关系空间。在“艺术修复乡村、艺术复兴乡村”山西许村计划中，有学者通过梳理乡村的历史文脉，组织村民参与文化活动，重新激活了乡村的文化记忆。广州青田艺术乡建在基础设施改善和空间修复活化利用的基础上，通过恢复消失多年的“敬老宴”和地方信仰等传统民俗的挖掘与复兴吸引村民返乡，重新唤醒乡土归属感，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空间，促进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与外部的文化吸引力。艺术乡建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艺术家、政府、企业、村民等参与主体间互动形成的文化共建网络，为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艺术乡建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可能。通过艺术介入，乡村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而是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文化纽带。乡村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吸引了城市游客与资本的注入，推动了乡村的全面发展。

　　然而，艺术乡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解决过度商业化带来的文化异化、乡民的主体性弱化等系列挑战。正如艺术乡建者们所强调的，乡村的文化振兴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脉的尊重与创新的基础上，将艺术创作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形成“在地化”的文化生产模式，通过多主体的协同合作，构建一个多元共生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

　　“第二家园”：文旅深度融合下的乡村经济文化类型

　　文旅深度融合重塑乡村社区的经济文化形态。文化场景化打造与文旅项目运营，推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交融，赋予乡村全新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游客与本地居民共同参与体验的新文化空间——“第二家园”。乡村空间重构既满足游客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体验需求，也为乡村文化赋予全新表达形式。乡村经济文化再生产形式，与列文、切博克萨罗夫等人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样呈现出类型化特征。

　　乡村文化形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深度融合状态。乡村深挖地域文化特色，将传统文化、民俗活动与现代文化创意相融，实现了从生产生活空间向旅游体验空间的转型，推动乡村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深度融合。浙江省温州市与吉林省延吉市的“村咖” 模式，融合乡村美景、地方美食与咖啡文化，为游客打造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体验，既探索出城乡融合新路径，也让乡村成为城市居民舒缓心灵、产生文化共鸣的“第二家园”。乡村文化符号被重新编码为乡愁经济的载体，文旅融合则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场景与旅游产品，既实现文化价值的经济转化、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活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了乡村旅居模式发展，该模式以文化为核心，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参与转变，融合沉浸式体验与文化传承，构建特色社会交往空间，催生了主客共生的文化再生产机制。因“过另一种生活”的旅居需求，大理的长期旅居人口已突破60万，涵盖科学家、艺术家、创新创业群体等，形成独特的“新云南人”群体，也涌现出一大批特色旅居胜地与“艺术家第二居所”。浙江安吉积极打造以横山村、溪龙村和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为代表的“数字游民公社”，搭建“游民会客厅”建言献策平台，推选数字游民代表进入各级新联会、乡贤参事会，构建起乡村经济文化新业态。

　　文旅深度融合推动了乡村生活方式实现多主体参与的现代转型，经场景化、体验化改造，乡村不再只是农业生产空间，更成为生活体验与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在地文化融入旅居者日常生活实践，主客身份界限渐趋消融，实现了深度共享。这一转变也带来诸多挑战，比如乡村文化的乡土性与现代化改造间的张力、文化过度表演化与认同感丧失等。文旅融合需平衡创新与保护，构建兼具现代气息与传统特色的乡村文化生态，让乡村在成为“第二家园” 的过程中，既满足外来需求，也实现本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家园”：数字化生活下的乡村文化

　　信息技术发展与数字技术在乡村的落地应用，让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结愈发频繁、城乡互动更为紧密，也催生了 “数字家园” 这一新的文化形态。在这一形态中，乡村文化既保留了传统内核，又融合了现代数字技术特征。

　　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的记录、保存与感知开辟新路径，推动其实现资源化发展与数字化存续。数字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保护、乡村影像记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数字孪生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可构建虚拟多维数字场景，留存乡村人文与自然景观，以仿真形态再现乡村文化历史，打造全新的文化体验方式。2006年起，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等机构在贵州省荔波县水利大寨开展乡村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该馆整合当地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运用3D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数字家园”，既为当地留存数字记忆，又通过数字平台跨时空传播展示，搭建起与外界沟通交互的桥梁，让外界了解当地丰富的资源，还为开发文化产品、构建农产品销售链条奠定基础，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与共享。同时，数字文化空间借助交互技术与沉浸式体验，形成跨时空的情感联结，重塑人们的文化认知。

　　数字技术借助数字空间重构社会与文化权力关系，赋予乡村社会更多发展可能；同时推动乡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村超”“村 BA”“村晚” 火热出圈，李子柒等乡村田园短视频博主走红，这表明数字媒介打破了传统乡村空间的物理限制，为乡村居民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参与和互动模式，还在数字空间中重构文化认同，让乡村社会关系更趋多元、更具活力。当然，我们也需要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可能社会文化风险，确保数字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公平性。

　　家园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空间，也是人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社会空间以及诗意栖居的精神空间。当流动、变化与重构成为当今“液态社会” 的核心特征，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摒弃 “乡村文化即问题” 的认知局限，在城乡融合发展中，重塑乡村文化积极多元的新形象。同时，乡村文化建设必须传承、弘扬优秀的乡村文化，使之与现代生活相融合，以多主体参与构筑共有家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