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公信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在基层社会的直观体现，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巩固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有了明显提升，但某些领域的公信力还面临着现实挑战。要解决这些难题，须明晰根源攻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强化制度执行力、提升干部治理能力、培育现代公共精神、创新治理工具与机制，系统性地夯实基层公信力的基础，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一、基层公信力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基层公信力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技术应用、社会协同和矛盾化解等几个重要的治理环节上。

　　政策执行中的“信任温差”：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感知”的效能损耗。“信任温差”首先表现为“政策悬浮”和“最后一公里”的阻碍，上级的决策部署和基层群众的实际感受、预期有偏差，结果政策的好意没有完全得到群众的认同。其次，执行力度减弱体现在“突进式治理”和“可持续性”衔接不上，有些政策不贴合基层实际，或者没有配套的资源，在基层很难执行下去。最后，基层治理在信息公开过程中还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误读扰动”的问题。在网络自媒体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真空很容易被不实信息或者片面解读填满，进而引发公众集体误解和负面舆情。一旦被误读和误解，公信力就会在传播过程中受到损害。

　　数字治理下的“技术性疏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数字化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给基层治理提供助力，但也带来新风险。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挤压价值理性导致人文关怀匮乏下的“技术性疏离”。“数字形式主义”一旦蔓延就会疏远干群关系。为了应付上级的数字化考核，某些基层人员陷入“指尖上的负担”，忙着在各种APP、公众号上“打卡”“留痕”，花大量精力做精美的电子台账，却减少了和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这增加了群众对“指尖屏幕后的基层治理”建立信任的难度。而且，当政务服务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和网络平台时，老年人、低收入群体以及数字技能不足的人就会觉得很迷茫，很容易被边缘化，因技术应用而无意间造成的群体间服务可及性的差异，实际上违背了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损害了政府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信力。

　　二、基层公信力建设的阻力根源

　　（一）制度根源：治理转型中制度供给的“时差效应”与执行偏差

　　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是制度适应实际不断调整的过程，难度在于往往制度供给和治理需求之间常常会有一定的“时差”。首先，顶层制度设计和基层实践情况存在“适配性时差”。一些宏观的制度、法律法规还有政策，在制定的时候是有前瞻性和原则性的。但到了情况千差万别的基层社会，这些制度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灵活空间，也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基层在“严格执行”和“结合实际”之间很难做出选择，很容易就会机械执行或者变通执行。其次，基层治理权责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基层的权责压力。基层往往是“责任无限，权力有限”，直接影响了基层在群众心中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最后，基层治理考核激励制度的“指挥棒”偏离。如果上级考核只看重经济增长、项目进度或者一些形式上的“创新亮点”，不重视群众实际满意度、民生问题解决率等长期的、不明显的指标，这种激励导向的偏差，是导致政策落实不下去、搞运动式治理、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重要制度原因。

　　（二）能力根源：部分基层干部的“能力短板”与角色冲突

　　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和工作方式直接影响着公信力。常见的能力短板之一是与群众沟通能力变弱。现在年轻干部习惯了通过电话、微信和群众联系，到田间地头、居民家里和群众“唠家常”“解心结”的变少了。不擅长用群众能听懂的话解释政策，不太会用感情和道理去说服群众，容易导致沟通不畅甚至滋生矛盾。能力短板之二是法治素养和应急处突能力不够。随着治理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对法治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有些基层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处理突发事件、群众集体诉求的时候，基层干部有时候经验不足、办法不多，反应慢或者处理不当，这就会影响群众对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信任。能力短板之三是基层干部在多重角色下出现“行为错位”。在资源有限、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个别干部可能会产生倦怠和焦躁，或者为了完成硬性任务就采取短期行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为公共利益守护者的公信形象。

　　（三）社会根源：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认同重构”压力

　　我国社会正在从“单位社会”变成“社区社会”，从“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这种深刻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认同重构”压力，靠长期互动和情感积累建立起来的信任模式受到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公信力要靠普遍的制度效果和程序公正来建立和维护。利益的多元化使得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基层政府常常要在不同群体之间平衡利益、做出裁决。政府很容易陷入一种舆论困境，公信力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媒介化社会的信任建构的环境变得复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和舆论产生的方式。负面事件更容易被大家关注、放大，还会带着情绪化的色彩传播，这样就有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舆论风险。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直接关系到网上的公信力，所以基层政府需要牢记群众事情无小事，每件事都要用心对待。

　　三、系统性夯实基层公信力根基

　　加强基层公信力建设，不能只解决表面问题，必须有系统观念，整体推进、协同合作，系统化夯实基层公信力根基。

　　（一）强化制度执行力，弥合政策“信任温差”

　　政策制定和基层实际情况要精准匹配。政策出台之前充分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让政策更有针对性、更能操作。给予基层在政策执行中一定的灵活处理空间，鼓励基层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深化基层治理改革过程中，要优化权责资源的配置。明晰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权责边界，建立清晰的属地责任和部门协作清单。考核评价体系也要根据新变化进行调整。增加民生实事解决率、矛盾纠纷化解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等指标的比重，引导基层干部把精力真正用在服务群众上。

　　（二）提升干部治理能力，克服“能力偏差”

　　重视对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培训。培训沟通技巧、矛盾调解、心理疏导等工作方法，强化干部的法治思维和应急能力，把法治素养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加强法律法规和程序正义的培训。健全干部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完善基层干部的待遇保障，拓宽其职业发展通道，激发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打气，营造一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良好环境。

　　（三）培育现代公共精神，涤荡消极文化“路径依赖”

　　基层各部门要持续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项工作尤其是程序要优化，方便群众办事。把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大力弘扬法治文化和契约精神。通过普法教育和典型示范，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让法治成为公信力最坚实的基础。建立规范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回应机制，倡导坦诚沟通的行政伦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都要持开放的态度。要勇于承认并纠正错误，用真诚换取群众的理解和信任，打破“塔西佗陷阱”。

　　（四）创新治理工具与机制，回应社会结构变迁

　　基层治理要跟上数智化治理的步伐，推动数字治理回归“价值理性”。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的福祉，坚决不能搞“数字形式主义”。加强数字包容性设计，保证所有群体都能公平地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要严格规范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筑牢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屏障。基层治理要推进法治、德治、自治、智治在基层的有机融合，深入探索“四治融合”的实践。要完善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让群众的参与从“形式上在场”变成“实质上有效”，还要培育健康的社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基层治理要强化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提升司法公信力，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权威体系”。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赋予其更高的效力。须完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实现跨部门的高效协同，让群众在每一个纠纷解决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和效率。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