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成熟与转型的时期，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物质文明与文化遗产，被誉为“艺术家的时代”（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而宋诗是其代表。宋诗题材丰富，艺术特色鲜明，如其日常生活化走向、多样流派特色、突出淑世精神、雅俗兼融的审美特征等，体现出“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的显著文化特色。宋代器具类诗歌题材的书写，就从特定维度展现出宋诗题材的发展演进及时代特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兹以文具、琴器、屏风等题材为例，试述宋诗器具类诗歌题材的书写与特色。

　　文具类诗歌创作兴盛

　　宋代以文立国，形成典型士大夫文官文化与丰富物质文明，文房用具就是其重要方面。如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五卷，含笔谱二卷，砚谱、墨谱、纸谱各一卷，各述原委本末，殿以辞赋诗文。李孝美《墨谱》三卷，上卷为采松、造窑、发火、取烟等制墨图式；中卷为祖氏、李超、李廷珪、顺州贡墨及无名氏等十六家制墨程式；下卷为牛皮胶、鹿角胶、减胶、冀公墨等制墨法式。米芾《砚史》一卷，论砚之性品石质、历代样品形制、玉砚白砚等二十六种类，足为文房鉴古之助。可见宋人喜好文具风气之盛。

　　宋诗受到文人钟爱文具风气的影响，深入反映宋代物质文化生活的文具类题材，也成为较具特色的宋诗题材。如王十朋编《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列“笔墨”“砚”“器用”等类题材。苏辙《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列“笔砚”“器用”等类题材。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列“器用门”一卷有“笔”“墨”“纸”“砚”等类题材。在文学史上，南朝萧统编《文选》首次按题材类编诗体，尚无文物器具一类。到宋代，一些类编别集出现笔、墨、纸、砚等专类题材，反映出宋代文物器具类诗歌创作的兴盛。典型作品如欧阳修《和刘原父澄心纸》写澄心纸笺，缅怀友人石延年、苏舜钦，深寓人生情思。陈师道于晁无斁、秦观处见宋神宗御赐古墨，遂作《古墨行》写其珍奇，怀想神宗治国故事，富有文化意蕴与诗史特色。苏轼《眉子石砚歌赠胡訚》《龙尾砚歌》、黄庭坚《以团茶洮州绿石砚赠无咎文潜》、李廌《以古画观音易眉子石砚歌》等，皆可见宋人对各种石砚的珍爱与细致描写。陆游有《书巢五咏》（砚滴、砑蠡、故纸、折墨、空酒壶）等诗，还作《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说“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写出了文房用具在宋代文人生活与生命中的意义。

　　琴诗题材的新发展

　　中国自古重视乐教，琴器在古代出现很早。东汉蔡邕《琴操》说“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礼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列子》称孔子就师襄学琴；又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战国楚宋玉《讽赋》说“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三国嵇康《琴赋》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另如阮籍《咏怀诗》、曹丕《燕歌行》等诗也都写到弹琴。

　　至宋代，李昉等编类书《文苑英华》卷二一二《诗》收“琴”类题材，收自南朝至晚唐琴诗二十九首；卷三三四《歌行》收琴歌七首。宋代崇尚文艺，琴在文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中就有琴一张。他有《弹琴效贾岛体》《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等诗写弹琴听琴生活。曾巩《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记其与京师馆阁同僚雅集听琴，并作《赠弹琴者》诗写听琴感怀。苏轼《听贤师琴》诗写听琴音清幽之趣。苏辙《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更出现“琴剑”类诗歌题材，可见宋人对琴诗题材的重视及创作发展。从诗体看，宋以前的琴诗多为五言，而宋代进一步发展，更多用七言。从内容看，宋代琴诗在前人多写琴艺鉴赏与感怀的基础上，更趋日常生活化，更多议论，更富理趣。如北宋黄庶《和陪丞相听蜀僧琴》，系其为文彦博幕僚时日常宴饮所作，结以“致君基业用功深”的通常酬赠之语。苏轼《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则是典型宋代说理之作。至宋末，宫廷琴师汪元量随三宫被元军俘虏北上，作《幽州秋日听王昭仪琴》诗说“雪深沙碛王嫱怨，月满关山蔡琰悲。羁客相看默无语，一襟愁思自心知”，书写家国之悲与流离之伤，赋予琴诗题材新的审美特色。

　　市井屏风激发文人创作

　　在中国古代，屏风既是区隔生活空间的器具，也是一种视觉艺术，成为激发文人创作、促进文学艺术传播的媒材。唐宋时期，画屏、手卷与壁画成为三种主要绘画形式。宋代上至宫廷、下至市井，屏风使用都较普遍。如陈骙《南宋馆阁录》记载朝廷秘阁空间陈设：上方为御屏，后设古器琴砚；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西壁第一行古器，第二、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东南、西南壁设祖宗御书。其中，御屏占据显著位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宋孝宗于选德殿御座后“作金漆大屏，分画诸道，各列监司、郡守于两行，以黄签标识居官者职位姓名，其背为《华夷图》”。其君主屏风关乎治国平天下之政，意义非凡。宋代市井中屏风也往往富有情趣。如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宋高宗退位后常游山水，一日御舟经西湖断桥，桥旁有酒肆，中饰素屏，上书《风入松》词，末言“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高宗驻目称赏，问知为太学生俞国宝醉笔，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改为“明日重扶残醉”，并赐其“解褐”。市井屏风，成为太学生与君主文艺互动的媒介。

　　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揭示，至宋代画屏形象愈来愈富有诗意。屏风为宋人构筑出诗意的文化空间，与文人生活及创作产生密切关联。这主要体现在宋人描写屏风和屏风上的题诗中。如欧阳修《书素屏》诗说“我行三千里，何物与我亲。念此尺素屏，曾不离我身……开屏置床头，辗转夜向晨”，写游宦生涯中素屏常伴之趣。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称欧阳修石屏上画作“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颇见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陆游《驿舍见故屏风画海棠有感》说“夜阑风雨嘉州驿，愁向屏风见折枝”，写羁旅愁思。楼钥《醉题鱼屏》说“我虽非鱼知鱼乐，乐处未必鱼知侬”，写安居之乐。许及之使金作《北方馆驲屏风皆画落墨牡丹》说“停车京洛净风沙，几见屏开落墨花。故国似人犹可喜，秾肌何况谢铅华”，则写出了南宋士人的故国之思。

　　总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诗人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宋代器具类诗歌题材的书写，在“物色”与“文心”的交融中展现宋代物质文化生活，映射文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趣味，富有时代特色与文学史意义。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