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深蕴敬畏自然的生命本质。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片甲骨惊天下，这让当时置身于国运衰微、西学东渐境遇的国人直观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底气。回到汉字书写的源头，浓郁的生命气息扑面而来。

　　这种用刀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汉字，因材制宜，大小参差，牡牝相衔。这种以全体为一字，前后相管领、相接应的书写，内含朴劲古雅、和穆宁静的基调，展现出生命的真实性与神圣性。所谓真实性，是指刻写的内容涉及战争、祭祀、耕作、天气、凶吉乃至生育、疾病、做梦，不仅有王室宗法、占卜制度、社会构成、外交征伐等天下大事，更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饮食宴飨等日常生活。汉字书写的源头对应着生命最真实的需求，而非虚文。所谓神圣性，是指刻写者及其代表的先民们对这些文字满怀敬畏之心，投注了神性。而这种生命的真实性与神圣性都有着自然的底色。

　　仰观日月星辰，俯察鸟兽虫鱼。汉字书写的起始对应着自然万象。流星、日食、月食、彩虹、骤风，都被虔诚地刻记下来。面对雷、电、风、雨、云、太阳、月亮、山川，先祖们满怀敬畏、顶礼膜拜。

　　汉字书写充满自然之力，标示出民族生命在敬畏大自然的伟力之中，尊重自然规律、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从《诗经》充满稻麦香、虫鸟鸣的生命本色，到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是汉字书写最原初的本质，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息的生命律动。

　　汉字书写内含粗粝雄健的生命力。金文与石刻是飞溅着火星、回荡着金石声、贮满着冲击力的汉字书写。这种源自山河大地最原朴、最坚硬的书写摄人心魄。

　　走进博物馆，司母戊大方鼎、毛公鼎、大盂鼎……这些静立在历史深处的青铜大鼎，在几千年前展开了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字书写。高耸的熔炉，熊熊的炉火，通红的铜液浇注于陶范，这些巨器岿然而出。用于煮食，大者可煮一头牛；用于宴飨、祭祀，它们终成王者之器，至尊至贵。那些凿刀在铸模上凿出的汉字最终浇注成这些大鼎上的点睛之笔，或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或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挺直内敛。这些大鼎上的汉字书写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气势庄重。这种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的汉字书写内含源自洪荒的大力，勾勒出中华文化健康茁壮的童年，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原生性特质。

　　走进山河大地，另一场规模与气象更为宏大的汉字书写同样摄人心魄。中国名山众多，依山而生，敬山为神，于是登山放怀，摩崖刻石。山东邹城四山、陕西褒斜道石门、甘肃西峡颂、湖北慈孝沟……游走在这些高山深谷，就仿佛进入两个“世界”，一个是山川大地的自然母体，一个是汉字书写的文化母体，二者合而为一，孕育出独特的民族生命。长天阔地，莽山峻岩，在如此宏阔的空间里奏刀凿刻，书风自然开张，大起大落，结体宽博，笔力雄健，气势雄伟，既有天然的朴拙，又有雄强的骨力与威势。或古朴雄浑，气魄夺人；或如龙蟠雾，似凤腾霄；或不拘小节，自由随意。这些为天地立心的汉字书写，采日月精华，吸天地灵气，将大自然的神工造化与人力融合为美的创造。

　　汉字书写释放率真之性。字如其人，扬雄《法言》说“书，心画也”。《晋书·王羲之传》说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实则是其率真之性的自然流露。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王羲之本人也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道出“把笔抵锋，肇乎本性”的秘诀，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正是其率真本性的充分释放。

　　为了充分释放性情，达至率真，汉字书写者往往以酒催化。李白赞张旭为“四海雄侠”，赞怀素“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山中兔”。酒意加诗意，在狂饮中醉步，在醉步中挥毫。狂草似飞舞灵动的灵魂，笔势狂放不羁，点画变幻莫测，墨海翻腾，满纸云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狂放的汉字书写显出大精神，释放真性情。

　　汉字书写践履中正之行。中正是民族生命精神的重要脉络。《易经》主张“既中且正”，《中庸》主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主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老子持“守中”，庄子守“得中”……这些抽象的理念如不付诸被感官确认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实践，终不能与生命融为一体。

　　楷书书写正是中正之行的美学践履与可靠依托。《辞海》的“楷书”释义：“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这一定义在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唐楷大家那里获得集中展示。他们的书艺、书品与人格达至完美统一，或者说正因他们这种楷模性的完美统一才使楷书获得这一定义。

　　汉字书写归向健康之心。汉字书写在生理上要求有正确的姿势。全体要求头正、身直、臂开、足安，执笔要求指实、掌虚、背竖、腕平、肘起。外部的姿势与内在的心态互为一体，达到前者的要求需要调和心态，使之处于自然自在的状态，而调和心态又反过来有助于身体保持这样的姿势。凡有书写体验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写好汉字需要澄心定志，如果心绪散乱，书写就会走样，不可能写出好字。因此，汉字书写可以修心。蔡邕《笔论》主张“欲书先散怀抱”，虞世南《笔髓论》主张“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张怀瓘《书断》主张“清心率意，虚神静思”，孙过庭《书谱》主张“本乎天地之心”，要义皆在于此。

　　汉字书写最终归向于书写者心理的健康，而唯有心理的健康才能使书写者在书写之美面前真正卸落身外的一切，回到原初的质朴，祛除鄙夫之陋，达至性的率真、行的中正。汉字书写史上“虞戈高妙”的典故是一桩美谈。唐太宗向虞世南学习书法，笔画中的“戈”部总也写不好。有一次，他写一幅字，碰到“戬”字，怕写坏，故把右边的“戈”空在那里。虞世南来了，看到这幅字就顺手补上。唐太宗一高兴就将这幅字拿给魏徵看。魏徵看后说：“仰观圣作，唯戬字戈法颇逼真。”唐太宗听后感叹不已。此后，他潜习“虞戈”长而且直、临近钩处才微出弯意的高妙，终在《笔法诀》中留下“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盼”的书写感悟。大唐之所以强盛，内在于心理的健康，于汉字书写可见一斑。

　　汉字书写刻画出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上飞动着汉字书写者的神采，沉淀出具有民族文化基因的生命精神。通过汉字书写固本培元，培育民族生命精神，建构民族文化心理，理应成为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系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