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逝世，享年96岁。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思想时代的落幕。在他身后，留下的是横跨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庞大理论体系，是“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等深刻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会科学面貌的核心概念。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作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的中文译者，童世骏曾与哈贝马斯有过邮件往来和直接对话。在这位亲历者的回溯中，我们得以窥见哈贝马斯学术体系的精髓及其生前对中国学者寄予的厚望：期待他们深入梳理自身文化传统，挖掘与不同文明展开平等对话的思想资源。这场跨越东西方的思想接力，在哈贝马斯离世之后，正在等待更多后来者。

　　在批判中捍卫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您如何评价他的理论构建之路？在如今这个时代回看，其理论对我们理解世界还有多少解释力？

　　童世骏：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核心工作概括为对现代性进行一种“辩护式的批判”。这项工作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方面，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批判。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他提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特别危险的趋势：原本只应作为手段的货币和权力，逐渐越界侵蚀人们的“生活世界”。经济系统和官僚行政系统用规则、货币和权力来强制组织日常生活，结果摧毁了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产生的意义、认同、团结等价值。

　　从这一角度出发，哈贝马斯重新解释了17—20世纪西方社会的进步历程。在他看来，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通过民主参与和商议活动遏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官僚行政系统的过度扩张——正是这两个系统对“生活世界”中那些珍贵价值的破坏，构成了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的第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也高度警惕另一种倾向，即全盘否定现代性，把民主、法治、工业化、市场化统统抛弃。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他与受尼采、海德格尔影响的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展开对话，批判他们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同样需要警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哈贝马斯所处的语境有关。他对现代性有很多批判；但当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时，他又致力于与这些反现代性的力量展开对话和论辩。所以，我们在研读和讨论哈贝马斯的时候，需要把握这种辩证的态度。

　　哈贝马斯这两方面的工作诞生了一个核心概念——“交往理性”，他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传统的理性观存在片面性，理性往往被理解为以单个主体或自我为中心，把主体对客体的控制效率作为理性化的标准，从而把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面对这种情况，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批判理性主义来真正捍卫理性主义——就像通过批判现代性来捍卫现代性一样。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提出“交往理性”概念，用“主体间性”来克服和扬弃单一的“主体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公共领域”概念密切相关。他在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详细考察了“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公共领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不同个体聚集在一起交换信息、讨论问题、提供论据的空间。这与我们常说的“大家商量着办”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协商民主”环节，有着很强的共通之处。如果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以选举为中心的过程，甚至把选举当作民主的根本标志，那就只强调了民主的一个维度，而忽略了其他维度。为此，哈贝马斯设法利用自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资源，强调作为民主之核心的“自主性”（autonomy）概念的认知向度而不仅仅是意志向度。若以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契的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传统相对来说更强调意志的“自愿原则”，而中国文化传统更强调理性的“自觉原则”，只有把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的“有责任的自主性”（responsible autonomy）概念，才更适合成为民主的核心理念。

　　“好学”为文明比较和对话的“元德”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分享中能感受到，哈贝马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学术界的工作是关注的。您能否展开谈谈，过去几十年他如何看待中国学者对他进行的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舞台上寻求对话的努力与成果？

　　童世骏：哈贝马斯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工作究竟了解多少、关注有多深，我不是特别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在努力尝试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认识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的努力才刚刚起步，他就去世了。不过从他已做的工作来看，他主要肯定的是儒家思想，而学习、知识和教育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同样关注文明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需要开展不同文明对话的背景下。但文明对话需要克服许多难题，如世俗话语与宗教话语如何沟通、不同宗教体系之间又如何对话等。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没有互相“为谋”、互相理解，不同文明就难以和谐共存。

　　哈贝马斯给出的思路是，文明之间的沟通若要成为可能，首先在于一个人、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愿意学习。这个观点与孔子关于“好学”的论述是一致的。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六言六弊”，讲的就是好仁而不好学、好智而不好学、好勇而不好学会带来什么弊端。仁、智、信、直、勇、刚，这些德性本身都是好的，但一个人必须有“好学”这一原则性的“元德”（meta virtue）。只有当“好学”与这些德性结合起来，才能避免偏差。对于一个文化、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正是一个强调“好学”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与哈贝马斯在文明比较中悟出的观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能否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诚意与能力），可以说是交相辉映的。哈贝马斯对“好学”的重视，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呼应。

　　一场未竟的学术接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哈贝马斯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与影响？

　　童世骏：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兴趣是全球性的。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全球哈贝马斯：其思想著述的影响史》一书便是例证。书中收录了多国学者的文章，包括韩国和日本学者，但关于中国与哈贝马斯关系那一章，出版社邀请的是一位澳大利亚汉学家。其中的观点值得商榷，当然，这也促使我们反思：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哈贝马斯研究领域中的参与，还可以做得更扎实、更具持续性。

　　关于如何将哈贝马斯的思想与中国语境相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推动理论发展，哈贝马斯本人有过思考。他希望亚洲学者能像他处理欧洲文化传统那样，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作深入系统的学术梳理。

　　一些亚洲学者经常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批评哈贝马斯，认为他终究没有跳出这个框架。对此，哈贝马斯有些无奈。他表示自己毕竟是欧洲人，最熟悉的仍是欧洲文化，要求他对全世界文化都有同等程度的了解并不现实。他更希望亚洲学者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出系统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可与欧洲文化对话、比较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把发扬自身文化传统、夯实学术根基进而去欧洲中心化的学术工作还给了非欧洲学者。这也意味着，这项工作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是一项集体性的全球事业。

　　在与哈贝马斯的邮件沟通中，我向他介绍了中国学者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我特别提到了冯契的著述。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对中国哲学传统作了系统梳理，既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鲜明特点，也呈现出它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共性与可比性。我在邮件中告诉哈贝马斯，这项工作十分接近他对西方文化传统所做的追溯，并给他寄去了冯契的《中国哲学通史简编》和《冯契文集第三卷：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英译本。哈贝马斯表示，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学习中国哲学思想传统并与西方文化研究进行对比，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遗憾的是，他已去世。

　　《中国社会科学报》：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这引发一些思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打通”，如何构建有效的跨学科路径？这是否最终还是取决于学者自身具备这样一种跨学科的意识？

　　童世骏：哈贝马斯的工作对当代中国学者最重要的启发主要有两点。第一，要有强烈的基于当下实践的问题意识。第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每个观点都必须经过充分论证。论证需要给出理由，而这些理由可能并不局限于我们熟悉的学科，甚至可能一时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只要问题本身足够重要，研究者又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寻找解答的路径。正因为每一个观点都必须有论证来支撑，这种内在的要求就会推动人们不断去学习各学科的知识，借用不同领域的资源。这样一来，跨学科研究的路径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