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南开大学国家治理研讨会（2026）在深圳举行。与会学者以“‘十五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围绕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区域协调发展、基层治理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学者们立足中国治理实践，结合国际发展格局，从理论建构、实践探索、问题反思、路径规划等多维度建言献策。

　　注重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林尚立表示，国家治理的本质在于实现秩序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正在于其强大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能力。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治理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核心属性体现为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积极作为的担当精神，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进入新时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有机统一。”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劬认为，改革与发展互为因果，发展动力源于改革，改革内容根据发展要求不断调整，发展在改革进程中得以实现，而改革本身就是发展的根本路径。中国坚持制度主线，采取渐进式推进策略，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导向。实践中采取“增量先行、存量跟进”的渐进路径，既保证了改革的连续性，又实现了发展的突破性。

　　“十五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发展逻辑，成为学者们解读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宋雄伟提出，“十五五”规划指导思想中的“五个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当下的阶段性表达，既延续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又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呼应四项基本原则，以改革创新和满足人民需要对接改革开放，精准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同时，改革创新方法论从“先破后立”转向“先立后破”，反映出我国对制度建设的认知更趋成熟，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地位依旧关键，只是在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开放的内涵与路径需不断调整。

　　优化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

　　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成为此次论坛的核心探讨议题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翟宝辉发现，北京、上海、杭州等不同定位的超大特大城市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路径：上海以“绣花功夫”统筹城市运行，通过“三新”“四化”等措施推动城市治理法治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北京总结“一二三四”市场变化规律，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形成国际认可的经验；杭州依托数字资源打造智慧化治理体系，构建三级管理架构，实现区域与城市发展的统筹融合。而从治理本质来看，城市治理已从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转向党政主导、民众参与、专业力量协同的共建共治格局，治理内涵也从单纯“管人”延伸至知识、技术等多要素整合，形成人治、物治、智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创新实践与现实困境备受学者关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肖滨直言，当前，基层治理面临“千线一针”与“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困境，任务线、考核线等多重线条形成的层层加码压力，以及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人员有限的矛盾凸显，这种困境源于政府结构的非对称性，单纯的表面减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亟须党建引领、分权减压、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结合的结构性改革。

　　南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赵聚军进一步提出，基层治理创新存在“亮眼但实效不足”“区域经验难推广”的创新悖论，而“十五五”时期少子老龄化的结构变化，让公共服务从普惠转向精准成为必然趋势，财政约束下的基层治理创新，需实现从规模扩张到成本敏感、从经验复制到情景适配、从工具理性到审慎技术工具化的三重转向，同时要建立兼顾外部成效与内在质量的科学评价体系，打造治理新生态。

　　区域联动发展是破解治理碎片化、推动协调发展的关键抓手。在南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锁利铭看来，“十五五”时期将实现区域治理与城镇化发展分离。我国已形成主体功能区、区域协同发展等战略架构，以及东西协作等组织管理机制。未来，区域治理研究需融合复杂性科学、网络科学等多学科理论，强化结对机制与多样化平台建设，让区域联动从“宏观构想”落地为“具体实践”。

　　论坛由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 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