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现代性有过很多讨论。西方学者起初以为，凭借启蒙时代所高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会轻而易举解决自然、社会与人之心灵的一些问题，让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尽管17世纪后期产生的古今之争中，崇古派已经不断质疑这一点，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初，三大问题在西方社会相继出现后，引起长久而热烈的讨论。这里所说的三大问题，便是人性的三个维度（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中要处理的各种关系。我们要处理好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人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的西方在三个方面都暴露出了问题。

　　首先，西方的个体精神世界中，出现了被尼采称之为虚无主义、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无家可归性的失落状态。这是上帝形象倒塌后留下的巨大空缺，人们不知道生命的超越性意义该托付何处，人生的期待感没有了。诺贝尔奖得主、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便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典型写照，剧中人物在无尽的等待中消磨时光，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这正是西方个体精神世界虚无与无家可归的生动体现。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社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人类深刻认识到暴力与冲突的残酷性。战后，虽然国际社会努力构建和平秩序，但地区冲突、民族矛盾依然不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理解变得愈发困难。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成为西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人鼓吹“文明的冲突”，这种出于意识形态需求来塑造敌人的自私做法，不仅不会解决问题，还可能使人类彼此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最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陷入了紧张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它像一声警钟，唤醒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破坏的警觉。书中详细描述了农药对生态系统的严重危害，揭示了人类工业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无情破坏。这是西方工业化的伴生问题。此后，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日益凸显，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面对这三大问题，西方社会虽然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尝试，但至今仍未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这恰恰说明，单纯依靠科学与理性精神，无法完全解决现代性带来的问题。

　　我们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有必要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从中汲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智慧和力量。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仍然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至少从孔子时代起，中国文化就出现了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所描述的世俗社会特征。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宗教，而是说，我们的文化传统更关注现实世界。儒、释、道三种思想是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与自然关系、与自我关系方面的智慧结晶。儒家的“仁爱”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尊重、佛家的“心性论”则关注个体精神的修炼与超越，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资源为我们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最大的关注点是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在社会伦理中的责任与义务，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这种道统，对每个人都是有约束力的，无论是上至君王，还是下至黎民百姓。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被滥用和误用的糟粕，需要进行扬弃并实现从“经学”和“儒学”的现代政治哲学转化。佛教本来是外来文化，但被中国文化消化和吸收后，成为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缓解个体生存焦虑，对于处理肉体与灵魂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这里面也有偶像崇拜的糟粕因素存在，但核心是追求自我的超越性。道家思想同样如此，那些修仙成神的思想需要扬弃，但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宝贵的财富。

　　在文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就是对于人的理解。我们把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的一切工作、历史的一切主体，最终是从人出发，目标也是回归到人本身，这就使文化有了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球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