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敬为清初著名关学学者李二曲高弟，二曲以儒学经世为宗，立“明体适用”之学，通过心性修养“明体”开出“适用”的外王事功。王心敬对二曲之学问和张载以来“学以贵用”的实学传统皆有发扬，实为清初关学发展的代表人物。然而，对王心敬的学术定位，当代学者却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从王心敬“矢志而宗尚孔孟，学术而会归《大学》”的自述定论，由此，心敬与其他关学学者的分野在于其特重《大学》，且明确地以“明亲止善”构筑其《大学》诠释；其二是从王心敬不断提到的学术宗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真知实行）”入手，主张“明亲止善”只是借以宣扬此学术宗旨的手段，王心敬的理学思想仍须回到理气关系、性体心用的心性关系、持敬与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体天为心的境界论等加以检视，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对他的深刻影响。将两种观点置于王心敬的时代背景，正可并肩照见明清学术转型思想发展多元纷呈的特征。其中，王心敬根植于关学学风，精准切入当时理学以《大学》经典诠释为示例开展的朱陆之争，甚至将此种玄虚空泛的义理辩论拉回经世实学维度。王心敬正是通过对《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解释，尤以对“亲民观”的独特诠解体现其方法论意识与意图。

　　从精神向度的回归审视，王心敬的核心旨趣是《论语》揭示的“一贯之道”，但其“一贯”之旨并未沿袭《论语》的忠恕仁道展开，而是“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真知实行）”之学，其《丰川语录》“千古道脉学脉，只以全体大用，真体实功，一贯不偏为正宗。故举千圣百王之道、六经、四子之言，无一不会归于此。而惟《大学》一书，则合下包括，更无渗漏”之论堪为典型例证。王心敬将儒学道统的宗旨立为“全体大用，真体实功”，更以《大学》为汇归众理而“中正圆满，本无渗漏”之经典。所谓“一贯”，正是贯此“体用”之间，故王心敬明言“《大学》者，大人明体达用之学也”。“学而趋会于《大学》之明德，则天德全而会其有极矣。依归于《大学》之新民，则王道备其有极矣。”“体”“用”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范畴，王心敬经由“明德”和“新民”间的关联，将“本体—工夫”“天德—王道”“内圣—外王”通过“立体—达用”的结构联系起来。

　　有宋以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而成四书学系统，以此为起点，对《大学》的各种改本与诠释成为知识话语必争之地。然而，就《大学》诠释而言，诸多解释本质上不脱离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系统，宋明理学殿军刘宗周针对双方流弊，以合一观的理路对双方展开了批判与整合。到王心敬之时，朱子学因受官方支持，于当世形成一股尊朱辟王的学风。王心敬则认为，无论尊朱辟王抑或尊王辟朱，皆属门户间相互攻讦，割裂吾道之大全，学术所重应在“宗传”而非“门户”。据此，他对朱子与阳明的《大学》诠释，循其“一贯”的学术立场给予了评价，认为二者均有师心自用之意。若以回归孔孟宗传为旨归，王心敬主张《大学》就是以“明明德”为内核，以“明、亲、止善”为体段，以“定、静、安、虑”为主体内圣工夫呈现的境界刻画，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主体遵循的工夫，由内圣推向外王经世实践历程的一贯之学。

　　“明明德”为内核，属“大学立体之道”，即是以明德为心性道德本体，为主体先天本有之价值自觉，是“禀此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的本体。然而，本体会因气拘物蔽而昏，工夫便相应地明此明德而“还其体”，成为“大人”，此即“内而成己”之学。“亲民”属“大学达用之道”，王心敬便强调“明明德”涵括主体外推于“亲民”的必然逻辑，缘由在于众民与大人同具天生明德，众民之德亦会受习气影响，且“大人民物”是“一体相亲”的，“民德日迷”本质上便关联了“天地间一体天地民物之大人”的失格。由此，大人的名实相符，就是要“外而成物”，融天德王道于一贯，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对于朱子与阳明的新民与亲民之辨，王心敬申论，新民虽有《康诰》“作新民”之说为依据，“然是言自新之民，与亲民作新之旨不同”。新民强调的是教民“明明德”，是“内而成己”之学，亲民则能“亲切直截”地体认天地万物一体之意，而为教民达用的“外而成物”之学。王心敬亦通过本末一组抽象功能进行解释，以明德为“还其性之故有”而为本，以新民为“还其性之同有为大”而为末，立体与达用因此在本末终始上具有逻辑的先后关系。

　　亲民观强调的达用之学内涵如何界定？王心敬认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就是“明明德”的具体境遇（内之身境到外境），格致诚正是成内之身境而成己，齐治均平是成外境而能成物，以内之“明明德”为起点，对“诚正修齐治平”有“一体之知”，此为“致知”，进而能指向“知此时事实理”。实事实理为“物”，“知此时事实理”即为“格物”。此体用本末的先后逻辑不可颠倒，但体用之间又必然无间而不能割裂，是故脱离齐、治、平不可言天德，背离格、致、诚、正也不可言王道。道德修养是经世致用的逻辑前提，但为学不仅止于主体的道德修养，王心敬的“格物”实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场域中的“经世理物”之学，表现出真知与实践间的一体相成。达用之学由此显出“实用”特征，此“实用”非口耳章句之用，亦非玄虚空谈之说。王心敬屡次援引《论语》中的“君子不器”为喻，借着“君子不器”引申出的道器关系，他认为才艺是学问的枝叶，德性是学问的根本。但“道器一贯”，道是无所不贯的，返诸个体，技艺的学习不能自我设限，而个体能力亦有边界，不可能兼综条贯，必须以“因材成就，不失源本”为原则。循此理路，王心敬以成大人之学为目标，在历程上期许每个人在未成就大人之学前都能尽心筹备，以“明德立体”为根基，同时亦须锻炼经世理物的实务能力。所以，王心敬认为，“君子思不出其位”之“位”指的是“分位”，此“分位”便是基于当下之位筹谋其“结局”（目标），儒者在为学过程中要对经世理物之事做足准备，以免登第之后“全无知觉、触处茫然”，体用一旦割裂，终将导致失体丧用。

　　纵观王心敬亲民观的经世维度，投射于当代语境，立明德之体以达亲民之用恰可诠释新时代公民观的本质内涵。当前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价值迷失困境，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伦理共识消解的必然折射，因此，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既要扎根个体道德培养，更需构建公共规范与制度伦理的多维支撑体系。经世理物的开展必须突破传统经世的局限，将道德责任嵌入个体多样的职业角色与社会分工中，塑造契合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从个体“分位”的角色伦理确立责任自觉，彰显知行一体的实践品格，正是新时代公民“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精神的现代转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陈确思想之开展与明清学术转型研究”（22FZXB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