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微短剧的后台:草根团队撑起数字文化大产业

2026-03-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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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数智时代的快速到来,新的产业和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微短剧就是这个浪潮中迅速崛起的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和产业形态。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微短剧产业发展格局与就业拉动效应测算报告》,2025年微短剧产业直接吸纳就业约69万人,间接带动就业约134万人。微短剧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刷短剧已经成为部分人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神医狂妃》在中东热播到Fated To My Forbidden Alpha在美单集充值达45万美元峰值,中国微短剧已经成为全球流媒体新宠。微短剧自身也在不断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借助AI视频生成技术制作的“漫剧”(又称“动画微短剧”)进一步降低了微短剧的制作门槛与内容时长。与此同时,微短剧的质量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面临着同质化、内容低俗等质疑。
  微短剧是怎么拍摄、制作和传播的?以微短剧为代表的数字时代文化产业有什么特征?如何打造更多的微短剧精品,推动微短剧产业更高质量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团队四人来到了郑州市的微短剧拍摄基地,进行了一次“沉浸式”田野调研。
■一位剧组成员正在使用竖屏监视器导戏。作者/供图
  千万流量背后的草根团队
  当前对微短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批判、叙事美学、传播效果、产业规模和社会后果等议题,但是微短剧到底是如何拍摄制作的?这一社会过程依然是个“黑箱”。微短剧的拍摄制作过程集中展现了数字时代文化产业的巨大变革,是我们理解微短剧产业链的关键。为了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决定直接探访微短剧拍摄基地。
  对我们而言,微短剧拍摄是一片未知的田野。我们按图索骥,直接来到郑州某影视基地。我们到达时正是饭点,本打算趁着吃饭的时间与剧组搭话,但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吃饭的时间也只有十分钟。
  微短剧兴起的浪潮中,郑州市逐步集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微短剧产业链,成为与著名的横店影视城相对的“竖店”。目前,郑州已建成15家专业的拍摄基地,除我们到访的影视基地外,郑州微短剧拍摄基地还有航空港的聚美、荥阳市广武镇的寨河村等。这些拍摄基地有的由旧仓库改建而成,有的依托农村闲置宅基地打造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而我们此行探访的这个基地,则位于郑州的一处城中村,基地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刚建不久的灰色楼房。门口零星聚集的几个人,大多是等待开工的群演,以及一些服化道剧组成员。走进大楼,里面的房间被打造成了不同拍摄场景,比如宴会厅、“霸总”的办公室、医院等。
  进入陌生的田野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能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跟人搭上话。为了找到合适的调研对象,我们在此不断寻找机会,在二楼看到了坐在沙发上聊天的三个人,后来才得知他们分别是一个剧组的导演、制片人和公司副总刘总。我们厚着脸皮在旁边的沙发坐下,找机会插话,慢慢我们就熟悉了,开始伺机问一些微短剧摄制的事情。
  既然来到了拍摄现场,那么为何不找机会参与拍摄微短剧?如果能亲身沉浸式体验,肯定要比访谈获得更直观。于是调研团队的付老师直截了当地说:“有适合我演的角色吗?我也想拍拍短剧。”刘总把我们带到了负责统筹协调演员的小牛那里。“明天有适合他的戏吗?我记得有一场赌博的戏,是不是你们还缺个大佬赌客。”小牛说:“是,明天让他来吧。”刘总又说:“是不是得让他准备一套衣服?”小牛看了一眼笔者调研穿的休闲西装,说:“就穿他自己的就行。”
  就这么随意,作为演艺素人的付老师居然获得了一个角色。在谈话中我们得知,微短剧选演员根本不用面试,让有意向的人发个简介,甚至只是一张照片,就能确定可否。这种选角的随意性也体现了微短剧行业中演员“工具化”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角色就像是已经预设的功能槽,演员则是即插即用的“零件”,一切服务于成本和效率,服务于被压缩的“快消品”式生产。
  置身其中,我们才真切体会到这个剧组是如何运转的。拍摄当日,我们准时抵达剧组,发现小牛正急得团团转,群演都因为下雨没有按时到场,似乎我们的准时反而像一个例外,群演们的迟到、剧组的焦头烂额才是常态。
  付老师饰演的角色是“赌客B”,有两句台词。剧本直到拍摄前几分钟才用图片的方式发到付老师手机上。我们原本以为,到现场后会有化妆师给演员化妆、做造型,会有导演或者剧组专门人员说戏、讲解角色情绪。但这些在此统统都没有。在这个环境里,群演的角色根本不需要“塑造”。
  其间,小牛突然告知付老师要他准备演戏份更重的李老板,过了一会儿又来说,还是演赌客B。因为演李老板的群演最终还是到了。这段小小的插曲,也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了剧组现场的随性。演员临时变动、角色说换就换,前一秒还是有重头戏的李老板,下一秒就变回了围观的赌客,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拍摄基地还有一个军旅题材的剧组,我们看到战士们站成了两排,突然有一个人说:“不是说十六个兵吗?怎么少一个?”导演回答说:“有一个人放鸽子了。”微短剧的松弛感充斥着每个环节。
  饰演反派“刀哥”的演员说,他从小学武术,在某个“黄河演艺学院”学过一年表演,也去北京进修过表演。在他看来,自己算是“科班出身”,对表演有着自己的追求和坚持。他说他并不喜欢拍微短剧,他认为短剧就是为了“捞钱”,他的真正理想还是去拍电影,“那个才有意思”。但是他在这个剧组里也只演一个不太重要的反派角色,估计一天也就能挣1000元左右。他虽然说自己专业,但我们感觉他的表演还是挺浮夸的。真正有些表演功底的,应该是那个演“兰姐”的女孩,但后来才知道,她其实也只是学播音主持的,换句话说剧组并没有真正的专业演员。
  从刀哥的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微短剧演员内心身份认同的挣扎,即使是最草根的演员也认为“短剧不能代表艺术,梦想还是去拍电影”。尤其是很多之前从电影电视剧行业“下沉”的演员,他们将短剧工作界定为纯粹的“商业劳动” 或“生计维持”。而将内心真正的“艺术认同”与“职业荣誉”依然锚定在传统影视上。当然,目前也涌现出一批微短剧明星,许多科班出身的演员在传统长剧领域默默无闻,却在微短剧中找到了事业的新天地。微短剧的造星奇迹,打破了传统娱乐圈对“科班训练”和“资本背景”的依赖。微短剧也给一些草根提供“逆袭”的机会,很多跨界的逆袭者们起点低微,却凭借自身优势在短剧赛道脱颖而出。
  这部剧的主角是模仿周星驰的一个网红,刀哥和李老板已经是重要人物。除了主要演员,其他人都是我们这样基于各种机缘被拉入剧中的“路人”,一个比一个跨界,有茶馆老板、美容店老板、广告公司老板以及我们这样的科研人员。有一个群演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后从事了一段时间建筑行业,现在在某知名保险公司上班,因为和制片人是朋友,所以就来“体验一下”。他说:“我的服装道具都是我自带的,连刀哥的服装都是找我借的。”
  许多微短剧制作者是非专业演员组成的草根团队。没有森严的专业壁垒,也没有标准化的运作流程,更像是一个人人皆可入场的大众舞台。一群非科班、非职业化的草根,基于兴趣、关系,或是迫于生计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极具草根气质的班子。他们带着各自的生活底色上场,少了精雕细琢,却多了几分野生鲜活,这种去精英化、高流动性的特质,构成了微短剧最接地气的生产形态。
  到了11点,我们终于开始拍戏了。在拍戏之前,也没有导演跟我们说戏。临到拍时,突然想起这一场赌戏没有发牌的角色。小刘看了屋里的人,一眼相中了调研团队里的大四学生小潘。小潘觉得自己驾驭不了这个角色,就拒绝了。最后没办法,小牛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
  即便是在学校里演话剧这样的业余活动,导演也会组织演员们给人物编小传,体会人物的经历,揣摩其内心世界。但是我们在体验剧组拍摄的过程中,这一套流程几乎没有,导演并没有给演员留下时间琢磨角色情绪,演员靠着自己临场发挥,似乎不需要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甚至不需要严格按照剧本念台词,只要能记住大致的台词。但是一定要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夸张的动作,才能达到短剧需要的“爽感”。
  我们拍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有人突然抬了一锅烩菜,大家就开始吃饭。大家都用一次性小碗去盛,然后每人再拿个烧饼或者馒头,蹲在某个角落就开始用餐。导演也这么吃,主演和群演也一起这么吃。10分钟就吃完了,然后又马上接着拍,这场戏一直到下午2点才结束。我们走了以后他们接着拍其他场景,一直到晚上11点。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一两点,对他们而言都是常态。
  这种近乎疯狂的运转节奏,反映着短剧行业追求“速度至上”,制作团队处于透支的边缘。在剧组,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无论是灯光师还是道具组,所有人都在抓住一切机会睡觉,每个人都处于过劳的状态。导演的眼睛也布满红血丝,感觉随时要喷火。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与产量最大化,制作环节被高度压缩,在这种压力下,只能通过无限延长单日工时来“抢”进度,拍摄质量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微短剧践行的就是最低成本逻辑,能省一分钱绝对不浪费。我们参与拍摄的这部剧总共投资40万元,除了每天5000元的场地租金,主要的开支在于人工,主要是演员的酬劳,服化道反而是最不花钱的项目。但是,这个剧组最贵的演员日薪也才3000元,大部分的群众演员都没有片酬,比如我们团队。为了最大程度节约成本,场务之类的剧组成员会出现在这个剧的各种场景,比如说一会儿演个保安,一会儿又演个吃饭的群众,经常会出现小牛被临时拉来做群演的情况。付老师对导演说“我有两个学生想跟着你们剧组去体验下一部戏”,导演的第一反应是,“我可没钱给报酬”。付老师说:“我不用你给钱,我还能提供他们的食宿,给你帮忙打杂。我们只是想体验下剧组生活。”导演激动得两眼冒光。
  微短剧生产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项目化、网络化与灵活分工特征。与传统影视产业的“制作—发行—播出”流程不同,微短剧的生产更像是围绕某个潜在“爆款项目”的临时性“快闪组织”。以我们参与的这个剧组为例,制片人以8000元的价格把这部剧的化妆工作外包给一个四人组成的团队。此外,摄影、灯光等工作也是外包给专门的团队负责。拍完一部戏,团队就解散,大家各自寻找下一个拍摄项目。这也意味着围绕微短剧产业链,形成了一个大量灯光、服装、化妆等专业人才的“零工市场”。
  总之,从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拍摄过程来看,微短剧剧组呈现出典型的“草根团队”特征,以“非标准化、低成本、临时性、高强度”形态运转。通过在郑州的沉浸式观察,我们对短剧拍摄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这样一个看似粗糙、随意、高强度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生产系统,是如何支撑起一个规模庞大、增长迅猛的数字文化产业的?这背后的运作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了解答田野中的疑惑,我们又与一些短剧编剧、导演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阅读了相关的政策和研究文献。
  草根背后的产业变迁
  平台在数字时代微短剧产业生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台经济彻底重构了文化生产的准入规则与协作模式。
  在文化生产的上游,头部平台运用算法推荐和流量激励,建立了“数字反馈—快速迭代”的生产闭环。短剧剧组非标准化的劳动关系、临时聚集的团队、低成本的拍摄,恰恰是适应平台“短、平、快”要求的生存策略。草根团队的非标准化、临时性组织形态,适配微短剧产业灵活的项目制协作模式,成为产业生态中最具弹性的生产单元。灵活协作网络有效降低了制作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使微短剧能够以更敏捷的方式响应市场需求与社会热点。
  在中游,流媒体平台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构建了可持续的变现通路,形成了“付费投流”和“免费广告”的双轮驱动。付费模式依赖精准投放,吸引用户充值,虽然投流成本常占营收80%以上,但爆款单品收益可观;免费模式以“红果短剧”为代表,通过广告分账降低门槛,减少风险,为中小团队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这两种模式共同支撑了海量的短剧内容供给,即使是一些“草根团队”,只要产出符合平台流量逻辑的内容,也能获得经济回报,形成“创作—变现—再创作”的产业循环。
  在下游消费端,消费性市场的结构性需求为产业提供了根本动力。微短剧契合了社会加速和时间碎片化的时代特征,其短小精悍的形式完美适配了通勤、午休等零散时间,满足了人们高效娱乐和精神慰藉的需求。同时,其低成本、快节奏的生产方式能够快速产出多元内容,满足不同群体的心理需求。微短剧用户中银发族与小镇青年占比较高,他们对于“强冲突、快节奏、高情感密度”的内容有着稳定需求。这种需求塑造了生产端的生产逻辑,这意味着剧组不需要过于精雕细琢的艺术表达,而要快速产出能引发情绪冲击的产品。当然,这种逻辑也带来了所谓创作同质化、审美浅层化等争议。
  此外,微短剧产业链的高效运转,与专业影视生产力的系统性下沉和重组有关。中国影视工业长期积累的专业人力资源,也在新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下经历了大规模产业迁徙。这个过程,也是草根群体的自发活力与专业创作逻辑融合互补的过程。科班出身的创作人员主动适配微短剧创作逻辑,将长剧叙事体系“降维”转译为短剧“强钩子、快节奏”的核心模式,融入专业镜头语言与视觉设计,同时联合草根演艺者,挖掘其生活体验优势。制片管理也完成了敏捷化改造,适应短剧短周期拍摄需求,建立“快闪式”项目管理模式,构筑专业与草根协同的阵线。依托服化道、后期制作的模块化、网络化供给,吸纳大量出身草根、具备实操经验的技术从业者,完成流水化作业;平台数据反馈推动专业技术与互联网传播逻辑、草根实操经验深度融合。
  打造数字时代大众新文艺
  在微短剧产业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新,更是一场深刻的数字时代大众文艺实践。微短剧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影视制作中“专业机构主导”的格局,呈现出生产主体扁平化、分散化、平民化的显著特征。与传统影视产业相比,微短剧的参与门槛与资源依赖度显著降低。大量非专业创作者、网络红人以及草根演员能够深度融入短剧的创作、表演与推广环节,形成了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产业生态。这种新型生产模式大幅降低了创作门槛,拓展了文化表达的主体范围,促进了内容形态的多样化与草根文化的活跃发展。
  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动微短剧精品化,发挥微短剧的积极正向功能。国家广电总局牵头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布局文旅、非遗、法治等六大创作方向,全年推优300多部重点作品。“红果短剧”也通过“果燃计划”累计投资出品精品短剧100余部。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当前微短剧产业存在着一定风险与挑战。微短剧内容低俗、同质化严重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沉浸式田野则进一步让我们深刻感受了微短剧劳动过程,引发对微短剧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担忧。
  微短剧行业的发展必然具有自身的规律,解决行业中的问题需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把握数字时代文化创作和传播的趋势,使之适应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新要求。要充分认识数智时代文化产业的特征,加强内容监管,强化平台责任,加强创作者队伍建设和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在防范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风险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中国文化出海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新平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本科生)
【编辑:王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