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擘画的国家发展新蓝图，将文化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以专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社科界代表委员及广大学者中引发强烈共鸣与深入思考。

　　连日来，围绕“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实践路径与远景目标，一场场“头脑风暴”在会场内外、在学术讨论中热烈展开。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社科界代表委员及学者表示，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文化不仅是精神标识，更是民族复兴的深层动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不断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支撑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判断。社科界代表委员和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建设在“十五五”期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多重支撑作用。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席欧阳黔森看来，文化创新创造的根源，深植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无论是文艺创作记录伟大时代，还是文史研究破译文明基因，其核心都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最深层的文化根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持有相同观点。她认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塑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品格，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保障。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同视角观察，文化建设正在补齐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短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继焦表示，《草案》的部署直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旨在让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更为坚实的精神支撑。他特别提到人文经济学，它深刻阐释了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文化发展不仅反哺经济，更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看来，将文化发展置于新技术革命和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背景中考量，其意义更加多维。他认为，文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能反向驱动科技进步，催生新型文化业态，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文化与科技、经济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发展的动力结构。

　　从文明根脉与国际传播的视野观察，文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独特的精神确定性。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姜亚军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旨在总结历史经验，构建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对话的叙事体系，将中华文化“和合”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有机融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郑崇选进一步阐释，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正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在精神动力和文化标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敏锐地捕捉到《草案》中关于国际传播表述的细微变化——从“增强”到“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她认为，这意味着文明传播已迈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的关键阶段，更加注重传播的深度、广度和效能。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从自身实践出发，认为要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中汲取智慧，在人民群众生动实践中凝聚力量，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让文化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

　　“十四五”为文化繁荣奠定坚实根基

　　回望“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十五五”时期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社会共识。

　　在顶层设计与体系建设层面，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日趋完善，发展理念实现重大跃升。郑崇选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特色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初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体化保护持续推进，这些都为未来文化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制度基础和服务基础。张继焦提出，全社会完成了从文化保护到保护与利用并举的理念转变，文化赋能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为“十五五”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引领。

　　在具体实践领域，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新型文化业态发展呈现“双线并进”的繁荣景象。邵丽举例说，“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让“冷门绝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场景赋能、体验育人”的模式得到有效验证，为“十五五”文化发展储备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与社会受众。欧阳黔森则以贵州文艺界的实践为缩影，总结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锚定“两个结合”、健全扶持与传播机制等宝贵经验。正是这些实践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转化为精品力作，筑牢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根基。

　　文化产业与业态创新亮点纷呈。“十四五”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数据显示，仅微短剧领域，2025年总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彰显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强大活力。张颐武认为，其成功得益于国家层面的强力支持、对文化新增长点的精准挖掘、对传统文化“两创”的持续推进，以及文化与互联网、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表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化“新三样”成功出海，标志着中国数智文化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取得实效。张继焦注意到，“十四五”期间，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显著提速，服务效能明显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也实现了从单一保护到“保护—开发—利用”全链条发展的理念转变。李梅以陕西戏曲“西安天天有秦腔”公益演出为例，分享了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常态化、普惠化的宝贵实践经验。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持续扩大。陈霞表示，当前中华文化传播形式更加多元、内容更加丰富。以《道德经》为例，其已被翻译成97种语言，拥有2119种不同译本。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内核的影视作品、网络文学、游戏产品成功走出国门，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有效路径。

　　多维发力文化建设新任务

　　《草案》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四大重点任务：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四大任务共同构成了未来五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

　　如何理解这四大任务的内在逻辑？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邵丽将其形象地概括为“根深—叶茂—花开—香远”的良性循环。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定向之魂”，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文化事业是“育人之壤”，涵养民族精神、提升公民素养；文化产业是“创新之翼”，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样需求；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则是“联通之桥”，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张继焦从“基础—抓手—目标”的逻辑链条进行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全社会文化共识的精神内核，是文化建设的“定盘星”；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两大核心“抓手”；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则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郑崇选强调四大任务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文化建设始终的“底层逻辑”，为各项任务提供价值引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构成“一体两翼”，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则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是文化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欧阳黔森也认为，只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传播三者协同发力、同频共振，才能真正激活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

　　在具体实践路径的探索上，受访学者们给出了兼具前瞻性与操作性的思路。在文艺创作与传统文脉传承方面，欧阳黔森提出，要扎根时代沃土、扎根人民实践、扎根中华文脉，同时面向世界、拥抱未来。李梅以陕西戏曲的传承实践为样本，提出“保护+创新”的传承路径，既要保护好戏曲艺术的精髓，又要通过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的创新，让古老戏曲焕发新生。通过“大剧种带动小剧种”的方式，优化戏曲行业的整体生态。邵丽结合古文字传承的实践，建议将前沿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视、可感、可参与的公共文化产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普及与全民共享。

　　在数字赋能与业态创新方面，张颐武提出，数字化、数智化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路径。文化与科技的双向赋能，正在催生微短剧、网络演播、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李骏虎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角度，提出要树立“大文学观”，积极推动文学与影视、戏剧、动漫、游戏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跨界互动与深度融合，鼓励传统艺术主体主动拥抱新媒体语境，开拓新的传播阵地。

　　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张继焦建议，应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让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充分释放。郑崇选提出，要推动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区域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发展新模式，让文化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在国际传播与中国叙事构建方面，姜亚军提出，要借助文化的柔性力量，打造更具亲和力、更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中国特色叙事体系。陈霞以道文化的当代传播为例，建议深入挖掘中华思想经典中能够与气候变化、社会治理、心理健康等全球性议题产生共鸣的思想内涵，提升对话的深度与温度。邵丽建议，鼓励“在地化”研究与国际传播需求相结合，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方式和语言，讲述生动鲜活、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

　　汇聚合力推动文化建设再攀高峰

　　展望“十五五”，文化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如何持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成为社科界代表委员和学界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十五五”时期学术研究的核心目标与重要使命。郑崇选表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敏于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陈霞提醒，在数智技术深刻重塑社会形态的当下，要高度重视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让人文精神成为科技进步与文化繁荣的底色和指引。

　　邵丽倡导构建“学术—事业—产业”良性互动的生态圈，让学术界不仅成为文化发展的“思想库”，也成为文化创新的“资源库”。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认为，《草案》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课题、新标准、新使命。学术界需从历史纵深中提炼治理智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以跨学科视野打破学科壁垒，走出“书斋里的学问”；需主动担当中华文化的“阐释者”与“守护者”，通过多学科融合研究革命文物、文化遗产等资源，在学术理论与国家战略需求间找准结合点。

　　具体到学术研究如何支撑实践，张继焦提出三大期待。一是强化自主知识生产，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二是深化跨学科融合，整合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力量，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三是聚焦文化赋能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深入研究文化如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颐武提出，学术界需进一步厚植文化根基与学术底蕴，着力强化中国理论的全球对话能力，大力加强复合型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

　　文艺创作与业态发展是文化建设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李骏虎提出，新大众文艺发展要始终坚守人民性与大众化，高度警惕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同质化风险，积极推动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形态的主流化、经典化进程。安徽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雄提出，构建具有时代性的文艺批评理论，必须立足当代丰富生动的创作实践，建立一套将艺术性、思想性与娱乐性、技术性、传播力有机结合的新型多元评价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批评话语体系。要深入研究受众互动机制与传播规律，推动大众批评成为专业批评的“实时传感器”与“平等对话者”。

　　李梅表示，将持续聚焦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在守正创新中让传统戏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欧阳黔森从文学文艺创作角度强调，创作必须紧跟时代脉搏，热忱服务人民，聚焦红色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科技强国等重大主题，用精品力作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推动文明传播从量的积累向量质齐升转变。张颐武聚焦文化“新三样”的出海潜力，提出要坚持以中国文化基因为内核，积极探索“平台出海带动作品出海”等新模式，有效扩大文化出海的规模与效能。姜亚军建议，要继续深耕，构建更具亲和力的中国叙事体系。李骏虎认为，在国际传播中应进一步加强“文学叙事”的作用，推动中外作家联合采风、共同创作，以文学这一人类共通的语言，更深入地增进文明互鉴。

　　多方协同、汇聚合力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欧阳黔森期待考古学能以更多的科学实证筑牢中华文明根基，让深埋地下的文物与遗址真正“活起来”，成为可亲可感的文明讲述者。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文博中心主任李声能从文博一线实践出发提出，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其使命不仅在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更在于通过创新性的策展、活动与文创开发，为社会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张继焦提出，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学术界要主动对接实践需求，实务界则需为学术研究提供实践平台和鲜活案例，最终形成“实践提出问题—学术研究解决问题—研究成果反哺实践”的闭环与良性循环。郝平认为，产学研用需深度融合，应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推动学者深入文博机构、文旅企业的一线开展研究，同时鼓励企业将发展中的难题反馈给学界，形成理论与实务双向赋能的良性互动。在人才培养上，他期待更多高校能够推进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推广“田野课堂”等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兼具深厚学术素养与丰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为文化事业注入跨界融合的新生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陆航、查建国、陈炼、赵徐州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