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互联互通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命题。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随后通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构建互联互通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不断以丰富的实践滋养理论发展，推动互联互通从理念提出走向制度性构建。深入总结、提炼中国的互联互通实践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互联互通理论，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从理念层面看，围绕互联互通这一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统性论述，深刻解答了“构建怎样的互联互通”“如何构建互联互通”“构建互联互通为了谁”三大关键问题，为理论构建提供了核心指引。在构建目标上，“五通”理念将互联互通从传统基础设施联通的狭隘范畴，拓展至政策、经济、金融、人文等多个领域，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系统，超越以往零散项目集合的认知，赋予其包容性与战略性内涵。在构建路径上，确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对接的重要性，推动各国发展战略相互衔接、优势互补，打破单向输出模式，形成共同规划建设的合作格局。在价值导向方面，明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与地缘政治博弈，而是致力于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互联互通理论注入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核。

　　从实践层面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互联互通理论提供了鲜活案例与经验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构建起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与文明形态的合作网络。在“硬联通”领域，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构建起跨区域交通网络，证实了物理基础设施联通对打破地理阻隔的关键作用。在“软联通”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积极搭建对话合作平台，通过政策对话、规则对接，推动贸易便利化与资金融通。在“心联通”领域，文化交流、教育合作、民间往来等活动持续开展，促进了中外文明互鉴。

　　明确互联互通的内涵，是构建互联互通理论体系的关键环节。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经验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从概念界定、核心特征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系统梳理互联互通理论的要点。

　　在概念界定上，互联互通是行为体克服阻隔，建立或强化关系的过程。从词源分析，中文语境中的“互”强调多主体间交互关系，“联”指联合与连接，“通”则包含贯通、流通、往来等多重含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亚欧会议提出互联互通就是要拉近国家、人民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是深化经济联系和人文纽带的一种手段。综合来看，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互联互通，是政府或非政府行为体通过各类手段，打破地理、制度、文化等阻隔，建立新关系或深化既有关系的动态过程。这一定义既体现了主体的多样性，又涵盖关系建立的多元目标，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基础框架。

　　从核心特征来看，互联互通呈现主体多元、目标开放、范畴广泛的特点。互联互通的主体既包括政府行为体，如各国制定的互联互通倡议、开展的政策对话与外交活动，也涵盖非政府行为体，如跨国企业的投资并购、高校智库的学术交流、个人的跨国旅游学习等，不同主体在实践中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在目标层面，互联互通不预设特定关系模式与优劣判断，既追求经济领域的贸易增长、资源优化配置，也致力于政治领域的互信提升、矛盾化解，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理解包容，体现“正和游戏”的合作思维。在范畴上，“硬联通”以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为核心，“软联通”则侧重制度衔接、文化交流等。中国在实践中进一步将规则标准联通归为“软联通”，文化旅游、民间交往等定义为“心联通”，使范畴划分更贴合实际。

　　从实施路径来看，桥接是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在国际关系互联互通理论中，桥接指行为体构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过程，既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物理基础设施，也涵盖机制、规章、法律等社会基础设施。与一体化理论中的“外溢”不同，桥接无意推动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从特定部门发展到其他部门，认为互联互通事实上可以同时发生在高政治和低政治领域。这样，桥接和互联互通事实上内含一种假设，即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是有选择地在特定时间或特定领域发展关系。

　　构建自主的互联互通理论应始终立足中国实践，吸收多方经验，通过持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形成更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为进一步丰富互联互通理论的内涵，未来应从理论深化、关系辨析、实践检验三个方向提升理论的解释力与应用价值。

　　首先，持续深入挖掘中国理念与实践的理论价值，是完善互联互通理论的首要方向。习近平主席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互联互通的论述，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是理论研究的根本遵循。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发力。其一，推动构建互联互通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互联互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需整合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形成跨学科研究体系，全面解析互联互通的复杂机制。其二，深化互联互通与四大全球倡议的耦合机制研究。其中，基础设施联通为全球发展提供硬件支撑，制度规则对接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民心相通是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实现路径，政策层面沟通则为全球治理提供动力。探索互联互通与四大全球倡议之间的互动逻辑，将为分析互联互通的纽带效用开辟新的视角。

　　其次，系统分析互联互通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其他概念、理论的关系，是拓展理论深度的重要任务。当前，虽然学术界对互联互通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已有初步探讨，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互联互通对地缘政治的塑造作用，且缺乏系统理论支撑。未来，可继续探索互联互通与权力、结构、相互依赖、网络等国际关系核心概念的关联。例如，在权力维度，研究互联互通能力如何成为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重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层面，分析互联互通如何强化国家间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如何应对“不对称依赖”带来的风险等。

　　最后，以全球多样化的互联互通实践检验并丰富理论，是增强理论适用性的关键途径。当前，全球范围内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出的倡议也为理论检验提供了案例。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开展。其一，运用已构建的互联互通理论框架，对这些倡议进行模式定位与比较分析。例如，分析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实施原则和重点，以及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全方位联通模式的差异，探讨形成不同模式的制度、文化与利益动因。其二，通过实践检验完善理论细节。提炼不同倡议中的共性经验，如将私营部门参与机制、风险防控措施等纳入理论体系，提升理论的普遍性与指导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