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从未如此贴近公众，也从未如此容易被误解。从基因编辑到人工智能，科学议题频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专业知识与公众理解之间似乎横亘着一道亟待弥合的鸿沟。科学传播不仅是知识的桥梁，更是信任的纽带。如何让科学不仅“被看见”，更能“被信任”，已成为当代科学传播的核心命题。在全球面临复杂挑战的今天，急需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责任感的科学传播生态。本报记者就科学传播的定义、目标转变和新兴途径等议题采访了多位学者。

　　科学传播的定义与模式

　　科学传播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其基本定义仍在不断变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公众认知中心访问学者托斯·加斯科因（Toss Gascoigne）对本报记者表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研工作者和相关从业人员对科学传播进行了多种不同描述，将其定义为一个目标、一个过程、一种成果或效果。

　　英国班戈大学历史、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荣誉副研究员拜伦·海德（Byron Hyde）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之间的差异。海德认为，科学传播指的是科研人员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传播严谨的科学证据；而有时为了获取利益，科学普及可能包含哗众取宠和过度宣传的成分。此类术语常常被混为一谈，并且使用方式各不相同，学术界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科学传播这一术语对于不同组织而言含义也各不相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沟通推广与教育部门前负责人克雷格·科米克（Craig Cormick）向本报记者解释说，针对科学传播这一过程，科研机构往往更注重加强公众对科学家行为的了解，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则认为科学传播是让科学家更了解公众的想法或对科学的接受程度。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广大民众、私营部门等还需要对这一概念达成共识。

　　加斯科因总结了当前存在的几种科学传播模式。第一，赤字模式：假定公众缺乏知识（存在“赤字”），并且认为仅靠提供事实就能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这是一种通过讲座、科学新闻报道等途径实现传播的单向模式。第二，情境模式：它承认社会、文化和个人背景等因素能够影响公众对科学的解读，并根据受众现有的知识水平对传播的具体信息进行调整。第三，咨询模式：重视非专业人士的知识、经验和观点，特别是在有关当地或环境议题方面尊重公众的意见。第四，参与模式：侧重于双向对话、合作以及公众与科学家间的相互学习，这一模式主张通过公众科学活动等方式提高各方参与度。

　　转向对话与情境化表达的科学传播

　　过去，科学传播常被简化为专家向大众单向输出事实与结论的过程。时至今日，这种模式已遭到质疑。公众并非只是被动接收信息，他们会带着自身的经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参与到对科学的理解与判断中。因此，有效的科学传播正在超越信息传递，转向对话与情境化表达。

　　有关各方越来越认识到，在说服人们采用基于证据的科学方法的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而信任正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自然·人类行为》曾发文称，科学对于循证决策至关重要。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能够帮助决策者依据现有最佳证据采取行动，尤其是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然而，近年来，科学的权威性受到挑战，这引发了人们对公众科学信任度下降的担忧。虽然研究显示尚未出现公众对科学家普遍缺乏信任的情况，但无法忽视的是，即使是一小部分人对科学家缺乏信任也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中对科学证据的考量。因此，加斯科因主张对科学的受众进行研究，了解每个群体的想法和需求，并据此调整科学传播的方式以及传播的信息。

　　近年来，科学传播的目标似乎正从“以知识为中心”转向“以关系为中心”或“以参与为中心”。海德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人们并不总是会对事实和证据作出积极反应，这就给科研人员留下了两种选择：一是对公众进行操纵；二是对其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够对科学证据作出积极反应。“以关系为中心”的方法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例如，在无法说服病人服用某种药物时，可以请他们的亲人进行说服。海德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合乎道德伦理。因为在理想情况下，患者应该基于证据理性地作出决定，而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影响。

　　“在信息过载的‘后真相’时代，科学传播面临的境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但教育和批判性思维却似乎没有跟上步伐。”海德表示，随着西方政治极化加剧，科学领域也日益变得两极分化，科学传播者越来越需要考虑他们所说和所做之事带来的政治影响。西方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以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下降表明，以往的科学传播策略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效。科学传播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生态系统中，其中包括科学教育、公众对科学的期望，等等。科学并非与社会分离，如果将其视为独立的实体，将会增加人们对科学的不信任。研究人员应当在进行科学传播时更加仔细地思考科学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同时确保其开展的工作具有社会相关性。

　　科米克认为，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人们会寻找符合自身既定偏见的信息。当人们处于一个想法一致的群体中时，这些既定观点就会变得根深蒂固，这是目前科学传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单靠事实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必须采用基于价值观的沟通方式来接触这类人群，然后再传播不同的信息。任何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的科学传播，很可能只能触及那些已经认同所传达理念的人群。对于科学传播者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需要开发新的传播渠道以触及更多人。

　　探索科学传播新途径

　　不过，许多学者都认为，未来十年，科学传播领域有一些新兴途径值得深入探索。加斯科因表示，社区群体的共同创造与跨学科合作十分重要。知识以多种形式存在，正规的科学学习是在学校里进行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当然还存在其他途径。例如，农民可以通过多年对自家土地的观察和实践获得知识，个人可以通过追踪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掌握知识，社区可以在为城市设计和重建作出贡献时拥有知识。普通民众在诸如农业、环境和健康等方面拥有本地知识和专业技能，这些知识与科学家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后，能够产生良好的政策和实践效果。此类本地知识与当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是通过生活在特定环境中、保持敏锐观察力并与社区其他成员保持联系而获得的。

　　在谈到一些经过反复验证且行之有效的科学传播策略时，加斯科因举例说，他和同事曾为沙特阿拉伯的社区团体开展环境意识方面的培训。主要是在绿洲、示范农场、苗圃以及重要的环保场所开设一些课程，以展示实际案例的价值，向参与者展示需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并听取专家的意见。

　　在科米克看来，讲故事和设身处地的沟通都是非常有效的科学传播工具，但需要确保目标受众已经对这类方式有所反应。同样，对于形象化表达来说，有句话说得好，“一张好的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但这张图必须是合适的才行。而且，在呈现形象化内容时，需要确保所传达的信息能够有效地传达给受众，并且不会产生任何误解。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或者识字能力较低的人群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会觉得图片比大量文字更容易理解。

　　从根本上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部落”意识，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影响力人物”。科米克建议，科学传播者有必要与这些影响力人物建立联系，并与他们开展合作，以触及青少年或那些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的边缘人群。总体而言，人们会对他们最熟悉且感到舒适的沟通方式作出回应。因此，想有效吸引年轻人以及对科学持怀疑态度的人，需要关注他们所信任的媒体渠道和信息来源。

　　在海德看来，“在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人工智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可以使科学研究变得更加高效，但不应取代科学家的自主性和判断力。人工智能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这取决于其使用方式。海德反对认为人工智能工具完全有害的“人工智能恐慌论”，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