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餐桌上菜肴日渐丰盛多样，折射出百姓生活从“吃得饱”向“吃得好”的历史性跨越。这背后是一场关乎国家战略、民生福祉与学科发展的深刻理念与实践革新——“大食物观”正重塑着中国的食物供给体系，并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学术界肩负起如何将秉承“大食物观”的中国丰富实践系统构建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使命。对这道时代课题的解答，不仅将书写在学术卷册中，更将深刻烙印在未来的丰收图景与国家发展进程之中。

　　从概念阐释到体系深化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树立并践行“大食物观”，对于筑牢国家安全基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大食物观推动粮食安全从‘以粮为纲’转向系统安全，致力于构建涵盖耕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辽宁大学副校长仇焕广告诉记者，这不仅夯实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更显著提升了应对国际粮价波动、极端气候等风险的韧性，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食物经济研究室主任全世文表示，整体而言，当前学术界围绕“大食物观”的研究，已从初期的概念阐释与政策解读，进入体系化构建与路径探索的深化阶段。在理论内涵上，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粮食安全观向现代大食物观的范式转变论证，确立了其“以整个国土资源为基础，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多元营养需求为目标，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体系构建上，形成了涵盖大资源开发与大产业融合的框架。在安全维度上，则将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营养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纳入统一的系统性分析范畴。

　　理论、实践与机制衔接不够

　　构建“大食物观”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一次深刻的学术创新。其实质是从单一粮食供给逻辑，转向统筹全域资源、全产业链的复杂系统科学。

　　当前学术研究在服务这一重大战略时，仍面临理论与现实的多重挑战。首要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尚未牢固确立。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司伟认为，当前许多研究主要依附于政策话语进行知识生产，而非基于严谨的学术逻辑自主提出问题。研究议程高度依赖政策导向，缺乏对基础性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如该框架与既有理论的关系、适用边界等，使得知识体系缺乏反思性与批判性，难以实现从丰富实践到原创理论的实质性提升，也缺乏自主开发的分析工具与研究范式。

　　这一根本弱点直接导致系统性理论内核与分析框架的缺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提出，目前“大食物观”更多是作为战略理念被提出，其基础理论内核、核心逻辑假设与整体性分析框架尚未确立。现有研究多从单一学科视角进行局部解读，存在“有观点、少体系”的局限，难以揭示内在规律、解释根本问题。同时，研究议题虽广泛却联系松散，跨学科的深度合作与聚焦攻关明显不足。

　　理论研究的滞后使得在面对“大食物观”所指向的复杂系统时，现有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论显得捉襟见肘。程国强认为，践行“大食物观”要求统筹数量安全、营养健康、生态可持续与产业韧性，这些目标在资源分配上常存在竞争关系，而传统农业经济分析工具往往侧重单一目标优化。同时，全链条治理与跨部门协同面临体制机制障碍。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健康、自然资源管理等政策分属不同部门，其目标与考核标准各异，理论研究缺乏对构建高效、可持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深入探索。此外，数据基础与方法支撑不足。现行统计体系仍以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为核心，对非耕地食物、全链条损耗、营养素摄入等缺乏系统监测；方法论上，传统模型也难以处理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理论、方法与机制的挑战，最终在实践层面演化为“脱节”现象。仇焕广认为，主要有三种关键表现。一是目标脱节。理论上倡导多元多维安全，但地方实践的核心考核与激励仍侧重传统主粮产量与耕地保护指标，导致基层行动重心可能发生偏差。二是支撑脱节。理论上明确了向森林、草原、海洋要食物的方向，但针对林下经济、海洋牧场等新业态，配套支撑体系尚未健全，其发展难以规模化和稳定化。三是协同脱节。理论上强调系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但政策执行中农业、林业、海洋、生态环境等部门仍存在各行其是的现象，整体效益难以最大化。

　　构建“大食物观”自主知识体系

　　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构想，“大食物观”的落地与深化亟须坚实、前瞻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大食物观”研究，其理想形态应具备哪些特征？

　　全世文认为应具备四大标志性特征。一是战略前瞻性。研究需前瞻研判人口结构变化、消费升级、技术革命及地缘政治演变对全球食物供需格局的中长期影响。二是系统整合性。必须将资源环境硬约束、国民营养健康核心目标、产业经济规律及社会文化趋势，置于统一的、跨学科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协同优化。三是政策实用性。研究成果应能切实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与治理机制，直接支撑精准有效的政策制定。四是知识自主性。必须从中国食物系统的独特发展实践与复杂治理经验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核心概念、逻辑框架与理论范式，最终构建起扎根中国、特色鲜明的自主知识体系。

　　如何推动这一知识体系走向成熟与自主？司伟认为，最关键的方向在于系统开展“知识体系基础工程”建设。首先，完成概念体系的学理化重构，将“大食物观”从政策话语转化为严谨的学术概念。其次，确立知识生产的学术主体性，推动研究范式从政策阐释向学术探究的根本转变，鼓励研究者基于学术逻辑自主提出问题。最后，建立知识体系持续发展的长效学术机制。推动该领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建制化，设立相关学位项目与研究方向；建立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制定符合领域特点的学术评价标准，激励原创理论建构。通过这些机制保障，形成持续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创新能力。

　　理论框架与学术机制的建设，最终需依托具体而创新的研究方法来实现。仇焕广认为，最具潜力的研究切入点与方法论创新，在于构建一个能够整合“数量安全—营养安全—生态安全—能力安全”多元目标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与量化评估平台。研究不仅要核算经济价值，更要系统追踪食物的物理流动，将来自耕地、森林、草原、水域等不同来源的食物，统一量化为蛋白质、脂肪、关键微量营养素等核心营养物质的实物量，并同步耦合其生产过程中的水土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影响数据。

　　构建“大食物观”自主知识体系，当前应在哪些方向上重点突破？程国强提出两大关键路径。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食物供给体系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覆盖全面的“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推动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当前，亟须建立能够完整反映多元化食物系统全貌的统计制度与指标体系，为构建“大食物观”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扎实可靠的统计与技术支撑。

　　从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思维，到满足全民“营养健康”的更高追求；从紧盯耕地面积的“平面思维”，到面向整个国土资源的“立体思维”；“大食物观”的提出与实践，是一场深刻的食物系统革命。唯有构建起扎根中国大地、具有独立自主品格的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解释并引领“大食物观”下的丰富实践，才能将中国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