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翰·密尔在《一评格罗特〈希腊史〉》中将古希腊历史视为欧洲文明的源头与精神祖先，为近代欧洲的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建构提供了叙事基石，展现了所谓“希腊奠基神话”的精髓。西塞罗说：“从希腊流入我国的不是一条小小的河流，而是一条文化和学术的巨大河流。”罗马是希腊的继承者，在此意义上，希腊罗马是一个历史统一体，西方世界是在这个基础上连续发展的。没有希腊文化的理想，就没有作为历史整体的“古代”和西方的“文化世界”。正如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指出的那样，这对古代世界的认识起到了跨越国界、联结欧洲人的作用，使他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隐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相通的政治与哲学前提。

　　剖析“希腊奠基神话” 

　　古代各民族限于认知范围，基本都倾向于把自身所处的空间理解为世界的中心，希腊人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德尔菲为大地的肚脐，是世界的中心，不过希腊人并没有系统提出一套完整的自我中心理论。“希腊奠基神话”是近代以来欧洲学术与思想传统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常以不同的名目表现出来，如“希腊奇迹”“希腊起源神话”等。其核心主张是西方科学、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审美乃至理性等都奠基于古希腊，今日西方是古代希腊以来的历史必然。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论证西方文明是巨大的、连续存在的文化之链；另一方面，论证西方的民主、自由是如何在人世间逐步实现的。这种观念伴随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有时表现为“言必称希腊”，就是把希腊经验绝对化，把古代希腊当作人类科学、文明与理性的唯一源头，然后又习惯地用希腊、西方、现代的线性逻辑来评判一切。

　　自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每个欧洲人都在创造自己喜欢或符合自己梦想的希腊。一般认为，“希腊奇迹”最早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于1865年在《卫城祈祷》一文中使用的。“希腊奇迹”旨在表达这样一种非凡的过程：在一个小国之内，文学、艺术、科学、思想、历史以及社会组织中的所有精妙之处均得以臻至完美：“希腊奇迹在我心中占据了同样重要的位置——这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前所未见，永不复现，但其影响将永存。我指的是一种永恒的美，没有任何地域或民族的局限。” 

　　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凯歌式叙事当然是错误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早已被人们所批判。爱尔兰古典学家多兹在《希腊人与非理性》中指出，希腊文化中充斥着大量他所称的非理性现象，包括幼稚的信念、毫无根据的推论、缺乏正当理由的主张、荒诞的习俗，尤其包括那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所谓天才或创造力。反过来说，对希腊的颂扬往往伴随着对其他古代乃至近代民族成就的忽视或否认，然而，一旦开始认真研究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在数学、天文学、医学、技术、农业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乃至中美洲和南美洲伟大文明及原住民的贡献时，这种观点便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希腊奠基神话”不仅忽略了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割裂了文明交流互鉴，更违背了历史事实。

　　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诸文明中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借埃及祭司之口说：“你们希腊人总是小孩。在希腊是没有人能成为老人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直言“埃及人是希腊人的老师”，在他到访埃及时，他感慨埃及文明的古老辉煌，认为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借用了他们的神祇，“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由埃及传入到希腊的”。但希罗多德对外国人的尊重并未动摇他的希腊信念，即希腊文化更为优越：“自远古时期起，希腊人便因卓越的智慧和免于愚昧之单纯而区别于野蛮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把这种理论称为“古代模式”，即认为希腊文明是由佩拉斯吉亚（印欧）、腓尼基（西闪米特）和埃及诸要素综合而成。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到了19世纪，人们突然改变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在这种范式中，最极端的形态是将希腊文明解释为印欧语族使用者征服本土“前希腊”民族的结果。这些前希腊人虽然并非印欧语使用者，但被设想为白人，且明确不属于闪米特或非洲族群。此后，一种较为温和的“广义雅利安模型”重新兴起。这一模型在否认埃及对希腊的直接影响的同时，谨慎地承认来自黎凡特地区的一定影响。 

　　纳粹时期更将“雅利安模式”极端化，宣扬欧洲文化中所谓雅利安元素的种族与文化优越性。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英裔德国政治哲学家、种族主义者休斯顿·张伯伦宣称西方雅利安民族是欧洲伟大成就与创造力的源泉：“耶稣基督的诞生，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日期。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次王朝更替、任何一种自然现象、任何一项发现，其重要性能够与这位加利利人短暂的尘世生命相提并论。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尚未接受基督教的民族……法老王国究竟建立于公元前3285年还是公元前32850年，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认识一个拉美西斯时期的埃及，与认识所有十五位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并无区别……他们的历史本身，纯粹作为历史而言，却缺乏道德上的伟大性”。

　　伯纳尔所著《黑色雅典娜》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第一卷标题就很吸引人：“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编造古希腊，1785—1985”。他认为，“广义雅利安模型”回归仍然远远不够。他主张进一步恢复其所谓的“修正后的古代模型”。该模型一方面接受19世纪以来关于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判断，以及由此所暗示的希腊在早期阶段曾受到来自北方的影响；另一方面，承认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希腊受到亚非语系的深刻影响。 

　　伯纳尔的著作遭到学术界的强烈批判，他被称为“扶手椅考古学家”的典范——一位无所畏惧的探险者，逆时间而行，去发掘那些即便拥有全部学识但因受制于成见的专家们也永远无法发现的真相。虽然伯纳尔的批判者认为他使用文献不够严谨，对某些证据又过度解读，且忽视了希腊文明对亚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但毕竟剖开了西方中心论所塑造的“希腊奠基神话”。大约六千年来，从公元前第七千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一系列稳定的艺术、技艺和舒适的生活方式从西南亚——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摇篮——传播到东南欧，并最终到达我们称之为希腊的这片多山的前哨地带。这里指的是古代希腊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的那一阶段，即大约公元前750—前650年间的希腊艺术深受东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腓尼基、埃及的影响。后来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其他领域，历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概念，以致出现了“东方化革命”的概念，说明古代东方对古代希腊影响之深。

　　实际上，西方从未完全与非西方邻邦隔绝，非西方一直在塑造西方传统。希罗多德认为，在印度这片他从未踏足的土地上，人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蚂蚁那里偷取黄金，而这些守护着黄金的蚂蚁据说与狐狸般大小。这类故事激发了人们对遥远之地的强烈好奇心。商人的叙述、旅行者的见闻以及士兵的经历同样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人类就是在这种互动中进行文化交流的。在东方化时期，希腊人不仅接受了来自卢威人、阿拉美人以及腓尼基人势力区域的新工艺和新图像，以及连带的少数手工技术和神像，而且在宗教和文学领域也深受东方典范的影响。到中世纪，与伊斯兰世界的往来不仅为欧洲人带来了拓展经济机遇的机会，还让他们得以领略伊斯兰文化在科学、医学和哲学等领域的成就……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完善的。

　　反思“西方中心论”

　　英国历史学家古迪认为，对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往往是刺耳的，时不时还会激起一些埋怨，但还是要不断说。所谓“希腊奠基神话”这类错误观点是建立在文化傲慢基础上的。尤其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所谓“四大洲霸权理论”，那时的人们以欧洲为中心将世界划分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将自然环境、人种、文化与理性捆绑在一起，从而将欧洲文明的合法性自然化、普遍化，为其全球霸权提供知识与思想上的正当性。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依据伊甸园中有四条河流，遂认定人类也必然分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进而将欧洲人列为最高种族“欧洲白人”，称其聪慧而热情；其余则是乐天安命的红色印第安人、忧郁的黄色亚洲人，以及懒散的黑色非洲人。英国的休谟也认为：“黑人天生低于白人。这种肤色的人几乎从来没有建立过文明的国家，甚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黑人在作为上或思辨上表现突出。他们中间没有精巧的制造品，没有艺术，没有科学。与此相反，甚至最粗鲁野蛮的白人，诸如古日耳曼人和当代的鞑靼人，仍然具有一些突出特点，例如勇敢，政府体制优越或其他某些特点。假若在这些人种之间没有天生的差别，就不可能产生如此普遍和经常的差异。更不必提殖民地的情况了。现在黑奴遍布欧洲。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表现出机灵的迹象。然而我们中间的下层人民虽然未受教育，却能进行工作，在每个行当中出人头地。在牙买加，人们谈到一个黑人，说是具有才能和学识，但很可能只是小有成就而被人称赞，就像鹦鹉能够说清几句话便受称赞一样。” 

　　这类观念，我们能不剖析吗？能不批判吗？当然，我们批判的是那种文明的傲慢与文明的优越，反对的是对此类西方文明的迷思，但我们并不反西方，也不否认西方文明的价值，更不是说西方文明不值得研究，而是提醒人们不要落入一种无意识的一切源自西方的起源叙事。

　　“西方”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一种文明梦想，这种概念既是被创造出来的，也是被体验到的。帕尔默认为，乌拉尔山脉在理论上是东西方的分界线，但西方的观念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很长时间才逐渐形成的。西方文明聚集于地中海世界，开始于希腊人。同样，与其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实体，倒不如说是一种理念，“西方文明”就像西方本身一样也是一种观念，一种不断变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观念。直到16世纪，伴随新航路的开辟，观念的西方才从欧亚大陆中分离开来，“欧洲”逐渐演变为“西方”，正是在18世纪及其之后，欧洲才实现了基督教世界未能获得的那种普遍性的、尽管只是暂时的世界性支配。一个原本只是大陆名称的词汇，由此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也就是说，若仅仅将西方理解为一种“历史上被建构出来的”发明，则未免具有误导性。西方必然不只是一个“观念”，因为它同样由具体的实践与运作构成：它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感知之上，因此会影响人们对物质世界及其政治的理解。西方不仅是一种“在人类之间被学习并传播的象征性运作”，它同时也是“物质世界及其通过技术与组织方式而发生的人类改造的现实”。这种关系具有共生性：关于西方的形象性观念源自对真实历史事件或地理观察的（阐释），而这些观念反过来又重塑了人们对西方“现实”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存在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可渗透边界之上，介于“物质世界”及其表征之间。 

　　这就意味着：假如我们要以明智方式塑造未来，就必须具备理解其他民族与文化的能力，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理解自身文明所源自的多元源头。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的能力，植根于对各自历史的洞察之上。我们应戳破西方文明等同于进步和正义这种单一叙事的虚假性，并且当任何一种文明被用来指称一种理应成为世界文明唯一范式的文明或文化时，它就必须被超越。西方文明的这种多面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任何文明都包含创造与破坏的双重面向，没有绝对纯净或高等的文明，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避免陷入文明对立、文明冲突的陷阱；我们必须时刻专注且耐心地倾听他者的声音，因为从他们那里可以学习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识。文明的终极价值应是让“千百万人充实生活”，而非服务于暴力与征服。文明对话、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一途径。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