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也承载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愿景。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觉醒，到“生态共富”的路径探索，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如何以智库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如何以中国智慧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融合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与协同治理的系统性经验？就此话题，本报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郇庆治教授作独家解读。

　　生态共富的内涵与愿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们应如何超越传统认知，重新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内涵及其所蕴含的诸如经济、文化、健康等价值？如何理解“生态共富”的深层内涵？

　　郇庆治：从一般意义上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意涵，而且全面深刻地形塑了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因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具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概念。而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为我们深入理解“两山”理念的多元价值以及“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创新路径机制提供了更加具象化的视域场景。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对自然生态环境重要性或“两山”理念价值的重估，衍生构建起现时代关于乡村时代价值的重新认知和叙事——一个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已然远去但尚未遗忘的古典乡村记忆或“生态理想国”。另一方面，如何明智地开发利用这种乡村时代价值尤其是绿色价值已成为国家新时代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新语境新机遇新路径。广义上的农村不再只是基本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供给地，还是人们特别是城镇化居民美好生活及其需要满足不可或缺的现实场景。

　　“生态共富”作为一种乡村振兴新范式，是天时地利人和意义上的“历史性合力”之下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共识与实践、广大农村地区与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提出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特定构型的思维、制度和实践创新框架，其核心内容是乡村振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共同富裕目标战略的有机结合、协同推进。一方面，乡村社会主体区域或居民将借助广义上的生态产品价值合理有效转化实现一种新型经济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将自觉调整城市工业化生产生活区域方式与农村农业农民生产生活区域方式之间围绕广义生态产品价值的利益权益关系，从而逐步构建一种城乡命运（合作）共同体。也就是说，生态共富所关涉的既不只是生态维度，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及其分配，而且包括社会关系尤其是城乡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或后工业化重塑。

　　《中国社会科学报》：智库在推动这一理念的学理构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当前实现生态共富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是什么？

　　郇庆治：对于生态共富理念范式的形成，各类绿色智库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不仅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上高度重视，而且在许多省区市已将其作为引领性的制度与政策创新试点示范（譬如浙江、福建、江西、贵州和海南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概括地说，智库可以在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层面发挥诸如研究宣教、政策建议、企事业创新管理、智力支持服务等作用。而智库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话语理论层面上，仍缺乏一种完整系统并且具有大众说服力的自主体系，甚至在生态价值、共富目标或战略等的阐释方面存在部分认知误区；在实践推进层面，还存在不同政策领域、环节及其实施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力不适配和合作不匹配等情况，导致其还未形成一种完整闭合顺畅的体制机制链条。

　　从资源到产业的价值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实现生态共富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方协同。应如何构建“政—研—产—民”协同网络，确保各方目标一致、行动有效？智库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性作用？

　　郇庆治：促进实现生态共富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尤其是努力构建起“政—研—产—民”的协同网络，但它直接关涉的是国家重要战略及其贯彻实施的相关主体的相向而行、相互加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其中最重要的元素还是政府的统筹协调职能及其充分发挥。因为这是国家战略，而且每个战略都由专门性的职能部门负责，因而由这些部门进行纵向领域或环节之间的协调推进是最为合理有效的。同时智库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比如在培育乡村内生动力、联系链接企业、赋能社会组织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将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可持续地转化为富民产业与经济效益，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的机制瓶颈？目前有哪些成功的智库助力转化模式可资借鉴？

　　郇庆治：生态共富范式的有效性或最终成功取决于许多关键性体制机制问题的制度性创新。而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说，至少包括产权界定、价值评估、市场交易、政策工具、政府管理等一系列关键环节或瓶颈——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将其概括为“六大机制”：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实现保障、价值实现。严格地说，这六大机制迄今都还存在着十分重要但并未得到充分解决的难点或堵点，譬如价值实现体制机制中的“现金变现”难题，实际上体现的是新旧经济核算技术和理念的有效衔接问题。

　　事实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也是智库参与其中并且卓有成效的议题领域。如，近年来由中国科学院欧阳志云教授学术团队主持研发的GEP核算，在浙江丽水、江西抚州和云南普洱等地进行创新性政策运用并产生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崔莉学术团队研发实施的绿色（“两山”）银行，在福建南平、北京门头沟、浙江常山、重庆武隆等地进行创新性政策运用并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果，新华社研究院组织实施的人文经济学及其新时代实践，对江苏、浙江和吉林等地进行专题性调研总结并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果，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智库团队的倾力付出——通过持续性的调研诊断、规划建议、效果评估等手段，促成了这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和更广大农村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新局面。当然，从生态共富的更高目标来看，这些智库的运行或参与实践还存在目标视野不够宽广或缺乏某些关键环节意义上的手段能力等问题。

　　智库的角色与功能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较于政府与市场，智库在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中扮演着哪些积极而不可替代的角色？智库在规划编制、品牌打造等方面通常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或工具来赋能乡村振兴？其核心优势何在？

　　郇庆治：相较于政府和市场，智库的“第三方”角色更多体现在调查研究能力、系统规划建议、效果科学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因而它既不像政府那样以行政手段要求企业和乡村主体的具体行动，也不会像市场那样诉诸自由放任或狭隘偏执的经济决定方式。同时，狭义上的智库也不同于其他社会宣教组织和示范性社团，有着更强的综合性社会政治影响、知识信息供应和建议评估能力，可以凭借自己的规划编制、品牌打造、人才培养等运行特点来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因而，对于生态共富理念目标而言，智库的独特优势就是它的联结性或跨断面角色和能力，既能以一种权威性较强的方式同时联系政府、企业和乡村，也可以做到必要时直接提供企事业和乡村主体的行动战略甚至方案。

　　我国智库有着显著的特点，各种智库的作用或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自2017年以来主持承担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理念实践创新基地的评选创建工作，而这两个金字招牌在全国近千个县市区的乡村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助推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数据、遥感监测、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在生态资源核算、溯源管理等方面具有无限潜力和广泛前景。智库如何推动数字工具在乡村生态治理中的落地应用？

　　郇庆治：高校科研院所智库以新兴科技推广应用为特色，这一趋势会随着以数智化为代表或催化赋能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快速推进而更加彰显。一方面，生态共富所倚重的国家战略都在迅速提升它们的新兴科技含量，如大数据、遥感预测、区块链等技术的研发应用，而以“三农”为主的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倾向于借助科技力量投入来提升财富增量和发展质量，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组合和架构。另一方面，无论是新兴科技的应用本身还是它们在绿色可持续发展中的引入，都必须始终坚持生态学（化）的初心使命。就此而论，智库发展及其作用发挥都需要不断强化生态文明观念、绿色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识。当然，智库其实也有着在数智化方面的天然优势，比如它们大都掌握或可以优先使用行业系统数据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袁华杰 谢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