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合作，在南海开展了深海区域的考古调查。2022年10月，考古人员使用“深海勇士号”潜航器在深约1500米的海底发现了两艘沉船，定名为西北陆坡一号和二号沉船。两艘沉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区，在北部湾东南出口、海南岛东南部。2023—2024年，考古人员针对这两艘沉船开展了3次调查发掘。在第一、第二阶段的调查发掘中，从一号沉船中提取了以瓷器为主的遗物近千件，主要包括景德镇产白瓷、青花瓷、红绿彩瓷、珐华器、三彩瓷、蓝釉瓷等。二号沉船中则发现了大批原木。

　　我国的水下考古已经开展了30多年，在沿海地区发现并发掘了许多沉船，如南海一号、长江口二号等。然而，中国近海地区的海床多为泥沙底，船只沉入海中后很快便被埋在淤泥下或陷入沙中，沉船的状态很难得到清晰展现。南海的陆坡地带则是硬底，船只沉入海底后船货就摆在了海床表面，受到的泥沙干扰很少。一号沉船的瓷器明显分成几堆展露在海底，代表了这些瓷器原来分别存放在不同的舱室中。这是深海考古的一大优势，有利于未来的文物保护和利用。

一号沉船出水“丙寅年造”款红绿彩碗 作者/供图

　　一号沉船出水了一件带有“丙寅年造”（正德元年，1506年）款的红绿彩碗，为一号沉船的断代提供了准确的上限。细致的考证研究证明了一号沉船的时代为明正德七年以后的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一号沉船是在南海和东南亚水域发现的数量不多的明代中期沉船，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明初从洪武时期开始推行海禁政策，宣德后期海禁愈加严格，“罢宝船”停止了官方的航海活动，使中国海上贸易进入了低谷期。这一时期，泰国、越南生产的瓷器代替中国瓷器占领了东南亚市场。成化以后，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白银货币化的趋势较为迅猛。为了换取海外白银，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发展起来，中国的瓷器开始以较大的规模外销，在竞争中逐渐击败了泰国、越南等对手，在东南亚地区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主要采用中间港的贸易模式，即各商品生产地的商人会将自己的产品运到中间港，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则可以在中间港获得不同地域的商品。在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东非以及南欧地区的航程中，分布着一些重要的中间港。中国方面，元代最重要的中间港是庆元（今宁波）。明代开始，中间港逐渐转移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口地区。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和彩瓷，还有一些浙江龙泉窑产青瓷器和广东产仿龙泉青瓷，大体可以证明这艘船来自广州。从这艘沉船发现的位置可见，它是从中国驶往东南亚中南半岛。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在东南亚培育了一个重要的中间港——满喇加（今马六甲）。郑和将这里建成了航海基地，其船队首先靠泊这里，再分为不同的分船队前往印度洋各地。停止下西洋以后，明朝的一些官方贸易活动就以满喇加为终点，这里成为阿拉伯、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的交汇点以及最重要的中间港。

　　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商人，他们从中国购买瓷器产品，还定制一些伊斯兰风格的瓷器。这类瓷器具有独特的造型和繁密的花纹，既供应了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初期快速伊斯兰化的东南亚本地市场，又转销到西亚中东地区。因此，在海外发现的明中期景德镇外销瓷器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传统风格的，另一类是伊斯兰风格的，这一类的质量明显高于前一类。

　　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满喇加，此地的贸易活动快速衰落。此后，东南亚形成了两个新的贸易中心，即马来半岛顶端的柔佛港和泰国的北大年港。葡萄牙人开启的环球贸易体系与明前期形成的由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印度商人构建的联通东西的贸易体系在16世纪进行了约半个世纪的博弈，明正德年间正是新旧贸易体系交替时期。一号沉船中出水了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和珐华器，都是旧有贸易体系的代表性器物。但一号沉船的时代为正德后期，其目的港很可能是柔佛港或北大年港，体现了新旧贸易体系并存的状况。

　　一号沉船出水器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精美的珐华器，这些器物用沥粉方法勾边填以多彩的花纹，还配合了镂空技术，部分器物的表面还有大片的贴金，表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珐华器在国内并不多见，没有发现过官款，更没有出现过贴金的。可见，这些器物是高档的民窑产品，很可能是定制的伊斯兰风格的器物。越南社会科学院发掘的黎初朝官窑，以及在明中期的会安沉船中也发现许多这类器物，与景德镇明中期御窑器物十分相似，明显有景德镇的窑工参与了生产。黎初朝官窑器物的重要特点是贴金，学术界多认为这是越南的创新，但一号沉船出水的器物证明，只要有需求，景德镇也可以生产这种贴金的高档器物。

　　二号沉船遗址所在地点的海床上布满了原木，这使我们联想到40多年前在韩国发现的沉没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新安沉船。新安沉船从庆元放洋出海，驶向日本，途中遇到风暴偏航，沉没于朝鲜半岛的南端。学术界较为关注新安沉船出水的2万多件中国瓷器，其中包括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各地生产的瓷器，表明始发港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然而，新安沉船还出水了一千多根紫檀木，科技分析表明这些木材来自中南半岛。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这艘船来自中南半岛，经停庆元后前往日本。实际上，这样的航行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更有可能是中南半岛的船集中将木材运到庆元，再由这艘船运往日本。这艘船在庆元装载了各类所需的器物，其中包括作为原料的28吨铜钱，是典型的中间港贸易模式。

　　二号沉船装载了大量原木，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证明这些木材为柿科柿属的乌木，产地主要在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与新安沉船的中间港模式类似，二号沉船装载的原木先由在印度洋地区活跃的印度或阿拉伯商人从木材产地运到柔佛港或北大年港，再由中国商人从中间港购入这些原木，其目的地很有可能是广州。这些原木到达广州后会再被运往各地，包括东南亚的岛屿地区等。这一发现使我们更加明晰了明代中期中国、东南亚以及印度洋贸易圈的构成和体系。

　　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开展的深海考古项目，使我国进入了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深海考古行列，并迅速占据制高点。此次发现的两艘沉船不仅出水了令人目眩的精美器物，而且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学术冲击和研究课题。这些深海考古发现将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海洋贸易史研究，以及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研究中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越南升龙皇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整理与研究”（2025JX1028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